概述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
在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历史学将读者的地位摆在作者之上。当历史学家们在学术蹊径上辛勤探索着历史的极微小处时，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看到的却是条条林荫大道。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关于人类的、有着过去的东西都可以算作历史——除了政治领域，艺术、科学、音乐也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除了国家制度，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名著也都记录了民族冲突、英雄悲剧。而且正是因为读者只是纯粹的读者，才能完全体会到历史学的乐趣。他不会受到任何羁绊，即使前一秒钟还下定决心要背诵美利坚的宪法文件，下一秒钟也能问心无愧地倾听在隆赛佛峡谷受伤的罗兰吹响号角的回声[2]，或者站在卡纽特大帝的身旁，望着北海的潮汐轻轻地拍打着这位丹麦老人的脚背。
历史像变色龙一样，出现在文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出现在各个地方。然而，历史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尚无人能编撰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将来也不可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伟业，因为这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麦考利撰写的历史只涵盖了40年的时间；修昔底德则只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是近代史学大家，写的历史书艰难跨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之后却再无继踵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概除却天文学，就再也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学这般漫无崖涘，为人们所知道的部分又这般之少。学生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历史的轮廓，课本却不可信。他们了解历史的细节，却很难将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很有必要试着在一篇短文里，将从远古到近代的各个伟大历史时期简单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大约3000年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考古学证据、岩画作者的名字证明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君主国。然而，这些民族最终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续了下来。他们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最终闯进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大海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于是他们在海岸边定居下来，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为赫赫有名的当属雅典与罗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时间，荷马使希腊名满天下。
就在此时，犹太民族也产生了能与荷马平起平坐的人物。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约书亚书》中，他们用本族特有的忧郁口吻记录了自己的十二个游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历史；《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一些著述则记载了他们的法律和宗教。荷马与约书亚的时代距我们并非十分久远，从他们这里讲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了。
希腊的霸主地位
起先的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后来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内海（地中海），是人们经商、买卖奢侈品的途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提尔[3]、福西亚[4]、迦太基和马赛都是早期的商业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这里能买到东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这里学会了语言——字母系统。他们是最伟大的民族，值得被赐予这最宝贵的财富。凭借这宝贵的财富，希腊人创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华丽的一笔。他们把民族早期传说加工成文雅的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阴郁而辛辣的戏剧。之后，他们转而投身历史学和哲学。在史学领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杰作，希罗多德则写出了愉悦大众的故事集。而在哲学领域，他们也取得了极伟大的成就。
时间将证明，希腊哲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遗产。在希腊诞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时间、意志、空间、美、真等，从来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语言中出现过。这些抽象词汇不尽完美，却非常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们，希腊勤勉而敏锐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体系。然而，公元前4世纪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所处的时代，却见证了希腊文明是如何丧失活力、逐渐衰落的。
这次衰落伴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伟大的希腊帝国，国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分裂成了为数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即东方希腊化王国，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打败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后，这个王朝就覆灭了。此时距亚历山大的最后一次胜利——在阿贝拉打败大流士，已整整三百年。
罗马的统治地位
在这三百年间，西进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罗马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约公元前200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随后又突然掌控了东部。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就完全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同时，地中海也成了她的内湖。
罗马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关于罗马共和国的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则提供了公元前500年的大致情况。不过，罗马人真正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在与希腊的文明和语言建立联系之后。他们的语言没有希腊语那么灵活协调，也没有丰富的词汇和抽象术语；其特点是简洁、清晰和庄严，更加适用于立法和行政。
在外族入侵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罗马效仿她所征服的民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优秀、成熟的文学，浸染着罗马共和国最后的荣耀以及罗马帝国早期即屋大维时代的辉煌。维吉尔模仿荷马，创作了虽然内容不那么可信，语言却极其优美的史诗。卢克莱修在抑扬六步格的诗中，用温和的诗句阐述了自己粗糙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西塞罗效法德摩斯梯尼，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成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特征。然而，历史学家中却有真正能与希腊的大师匹敌者，具有政治敏感和善于讽刺的塔西佗，在罗马拥有完全相当于修昔底德在希腊的地位。
就在罗马帝国取代了不合时宜的罗马共和国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一带的通用语言。希腊的各所大学、雅典、帕加马以及亚历山大港，见证了理性主义成为时尚，希腊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所提出的颓废而细致的批评和哲学观点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不过，在此时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当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显出来——这就是犹太民族。
犹太人的贡献
要想知道犹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即将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顾古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大致特点。在荷马所描述的英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一般只有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城市群。那时战事频繁，并且战争通常伴随着破坏和奴役。而几百年后，国家的规模扩大了。雅典企图像迦太基那样成为殖民帝国，而不容小觑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和罗马，也紧随其后。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前后，大规模的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地爆发，对此，至少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希腊的城市起初是一种由少数高贵的家族统治的社区。这些少数贵族位于社会阶层的最高处，而往下细数，处于最低地位的是奴隶。战争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动的，胜利的一方俘虏战败的一方。罗马共和国对抗希腊君主国的几次大的战争，初衷都是掠夺财富与奴隶，最终变成对被征服国家最有才干和最有教养的人口的奴役。罗马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国家，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所建立的文明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宗教信仰，更没有灵魂。而犹太人的出现正是要补救这一缺陷。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犹太商人在帝国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区，树立了精神信仰、严肃正直的榜样，与普通社区里盛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时期，宗教则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人们只管纵欲享乐，道德几近沦丧。不过，对当时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反抗正在拉开序幕，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护一个能帮他们建立强大精神体系的领袖，这个精神体系要强大到能够满足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强大到足以填满整个地中海帝国。三个犹太人——耶稣、保罗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这项重任。
耶稣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凭这最后一个名号，他就能轻易地将亚洲人对太阳和救赎的狂热崇拜（当时最活跃、强大的宗教思潮）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当时看来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罗是转向罗马的犹太人，是帝国主义者、政治家，有着宽广的见识和传教的热情。斐洛是转向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守护神，他将希伯来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腊人僵死的哲学，赋予其新的生命租期。这段租期很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并为这个宗教提供了它独一无二的教条体系。
在这三百年时间里，一直到公元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还默默无闻，只是在许许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护的众多教派中显得奇怪、与众不同而已。在这三百年间，地中海地区是帝国管理、商业贸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边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炉，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的人们都汇聚在这里，互相通婚。为这个庞大帝国打下根基的少数贵族种姓几乎已经消失。国家机器还在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往前行进，不过战争还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外国雇佣兵守护着帝国的边界，帝国的心脏却难以见到尚武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经济的罪恶在盛行——物质主义、无宗教主义以及怯懦胆小。
帝国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撑宏伟的大厦。皇位不断更迭，好皇帝，坏皇帝，还有不好不坏的皇帝，时不时地出现一个暴君，时不时地又出现一个圣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强。军队不得不从蛮夷部落招募雇佣兵；皇冠成为战利品争夺中的最高奖赏；帝国渐渐失去控制，即将土崩瓦解，众多竞争者一拥而上，企图凭借武力赢得统治权。
罗马的基督化
公元312年，这样的争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君士坦丁即是争夺者之一，他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增强自己的力量，于是就在基督教中寻求帮助，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不管他实际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毫无疑问君士坦丁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当异教还在通过习惯和情感诉求笼络大众时，基督教已经为自己，特别是在帝国的西部吸引了能够严肃思考并且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履行了所需的一个条件，即认同他们的信仰。
就这样，在经历了漫长斗争和多次迫害之后，基督教一夜之间成为帝国的国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脑，因此，帝国的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而为了达到这种整齐划一，又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民众执着于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古老宗教，执着于他们的远古之神、年代久远的寺庙以及古老的仪式。要想将这一切一笔勾销，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协就产生了。祭司、神庙、仪式还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而在这背后，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渗透进来。这是一场伟大的转变，时至今日，聪明的旅行者和读者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地中海地区曾经充满了华丽的装饰、欢乐的游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环和热情的人群却都已经成了梦想家的素材。一袭白袍的祭司，烟雾缭绕的祭坛，狂欢的队伍以及神秘的仪式，也无法再撩动人类的情感。牧羊人不会再为了纪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胫骨，也不会再有上千则有趣的寓言和想象丰富的诗句萦绕在宗教祭坛边和神殿柱廊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正如阿波罗与戴安娜在天上过着神的生活一样，在地上，人们也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魔咒之下，它们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过往云烟，缥缈虚幻，只有历史学家可能会令些许遗迹重现，只有诗人能令逝去的生命复活。异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其最脆弱的核心却被摧毁。异教曾试图兼收道德作为教义，但失败了，而新的信仰却正是在‘道德’这坚不可摧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曾通过个体良知的反抗大获全胜，而现在，它正试图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