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我完全沉醉于在脑海中构图和设计新元件所带来的享受中，这种极大的精神享受，我之前也有过体验。各种创造的灵感像泉水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唯一的困难就是，如何迅速地将这些灵感紧紧抓住。
在我看来，我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各种设备装置都是切实存在的，我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哪怕最细微的标识和磨损痕迹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只要想象一下发动机在持续不停地飞转，就好像一道迷人的风景展现在眼前，让我满心欢喜。当天生的兴趣爱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欲望时，人们就会像穿上了七里格鞋[6]一样，神速地奔向他的目的地。实际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设计出了几种型式的发动机并加以完善。现在，这几种发电机都是以我的名字命名。后来，现实生活迫使我暂时中止这种极为耗费心智的活动，或许这也是一种幸运。
我最初来到布达佩斯，是因为一份不太成熟的电话业研究报告，想来这里寻找机会。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来到这里，我在匈牙利中央电报公司谋到了一份差事，从事制图员的工作。至于薪水方面，我想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总监很快注意到了我并对我青眼有加，开始让我负责新设备的数据计算、设计和评估等工作。后来，电话局成立了，我也负责类似工作。这份工作使我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我的发明创造才能也得到了充分施展。我对中央车站的电话装置做了许多改良，还发明了电话的中继器或者说信号放大器，但是这项技术我没有申请专利保护，也没有公开宣布。不过到现在为止，它的发明依然应该归功于我。公司创办人普斯卡斯先生对我的工作效率非常欣赏，在卖掉布达佩斯的公司以后，他为我介绍了一份在巴黎的工作，我很愉快地接受了。
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到了这里之后，我全然陶醉于她的异国风情之中，接连几天都在它美丽的街道上徜徉。处处引人入胜，令人流连忘返。美中不足的是，每个月的薪水实在是微薄了些，几乎都是刚刚到手就没了。有一次，普斯卡斯先生问我在这个新环境中的感觉如何，我跟他说：“每个月的后29天都是最难熬的。”
在这里，我心情轻松，过着惬意闲适的生活，人们一般把它称为罗斯福式的生活方式。无论天气如何，每天清晨，我都会步行从我居住的马塞尔林荫大道去塞纳河畔的游泳馆，在泳池里游上27个来回，随后再步行一个小时到伊夫里，这里是公司工厂的所在地。七点半，我在工厂吃早饭，准时得与伐木工人一样，之后就开始等着午饭时间的到来。
工作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公司经理解决难题。经理名叫査尔斯·巴彻勒，是爱迪生的助手和好朋友。我在公司结交了几个新朋友，他们是美国人，因为我台球打得好，他们喜欢跟我一起玩。我向他们推介了自己的发明，机械部的负责人叫坎宁安先生，他甚至提议我成立一家股份公司。当然，对我而言，这样的提议似乎太过荒谬可笑，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这就是美国人的做事方式吧。我一直没理会，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奔波于法国和德国之间，负责解决发电厂出现的故障。
回到巴黎之后，我试图改进发电机，并向公司管理人之一劳先生提出了这一计划，获得了他的许可。我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让公司董事们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开始授权我研发自动稳压器，这项研究我期待已久了。过了没多久，位于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市的新火车站发生了一次事故。在火车站剪彩仪式上，由于配线短路，照明设备发生了爆炸，有一大片墙壁都被烧毁了，而当时德国的老皇帝威廉一世就在现场。这让德国政府非常光火，拒绝使用这一照明设备。这样一来，法国公司将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考虑到我会说德语，而且以前的工作表现也很出色，公司就委托我去与德方协商。就这样，在1883年初，我被派往斯特拉斯堡市解决这一问题。
在斯特拉斯堡市发生的一些事，我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凑巧的是，那时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蜚声国际的名人。后来，我经常跟别人说：“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有一种叫做伟大的‘细菌’。别人都‘感染’了，我却‘幸免于难’！”
到了那里之后，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处理设备故障、与各方沟通、与政府官员开会等，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我就忙里偷闲，用我从巴黎随身带来的各种材料，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机械商店里，组装一台简易电机。但是，因为工作实在太繁忙了，这事直到那年夏天才弄完。在不需要滑动触点和整流器的情况下，不同相位的交流电也可以让电机转动起来，这与我一年前在布达佩斯时代的设想完全一致。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我欣喜若狂，而第一次向大家展示这一成果时，我的心情更为激动。
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与斯特拉斯堡市前任市长索辛先生也交上了朋友，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新设备和其他的一些发明。他竭尽全力支持我的发明，真诚地为我寻求赞助，把我的发明介绍给一些有能力进行投资的有钱人，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是，令我羞愧和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有兴趣给我投资。我一直牢记索辛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1919年7月1日前夕，我突然想起了他曾经给过我的一次“帮助”，虽然这次帮助不是金钱上的，但是我的感激之情丝毫不会减弱。
1870年，德国人入侵斯特拉斯堡时，市长先生收藏了一批上好的1801年生产的圣埃斯蒂菲酒。市长对我说，他认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再配得上喝这么名贵的佳酿了。可以说，这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他总是催促我尽快回巴黎去寻求资金帮助——这也是我心心念念所想的。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小难题，让我的工作和谈判进行得不太顺利，有时候甚至陷入绝境。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简单讲述一下德国人的一丝不苟和“效率”，这是一件我亲身经历的趣事。我们准备在走廊上安装一盏16烛光功率[7]的白炽灯，我指定了一个安装地点，让电工铺设电线。干了一会儿，电工突然停下来不干了，说必须请示一下工程师。工程师来了之后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终于还是同意把灯安装在距离我指定地点两英寸之外的地方。于是，工作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那位工程师又开始变得焦虑不安，他告诉我应该向质检员埃夫戴克请示一下。我们只得又把这位大人物请了过来。经过他的实地观测，又和大家讨论了一会儿，最终他决定安装位置应该往回退两英寸，也就是我原来指定的位置！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没多久，埃夫戴克又开始担忧起来，他告诉我先不要急着施工，他已经将这件事上报给了上级领导——质检督察希罗尼穆斯，我们应该等待领导的决定。
过了几天之后，这位督察才有空抽身过来。在他来到工厂之后，又讨论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决定将安装位置再挪两英寸。谢天谢地，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修改了吧。然而，这位督察又返回来告诉我：“冯克委员的要求很苛刻，所以必须得到他的明确批准，不然我不敢擅自让你们安装这盏白炽灯。”就这样，我们又开始为接待这位更大的大人物做准备。一大早，我们就开始打扫卫生，擦洗各种用具，隆重迎接冯克委员和他的随从的到来。冯克来了又商讨两个小时之后，突然他大喊一声：“我得走了！”随后，他用手指着天花板上的一个位置，命令我把灯安装在那里。那就是我最开始选择的位置！
因为这些事情，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变化。不过，我早就下定决心，不管多烦琐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终于，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