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出身清寒，家庭世代务农。从小发愤求学，五岁便能够写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得中进士后，最初担任成武县主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他被召见入京，担任右拾遗、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来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后来历任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为人刚直，敢直言进谏，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曾三次被贬职：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一贬商州，于至道元年，二贬滁州，于咸平元年（公元998年），三贬黄州。故有“王黄州”之称。
王禹偁在这个世间只匆匆生活了48年就离开了，但是他所留下的故事却并不少。据《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为郡从事，闻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即对曰：“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王禹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写诗文了。有一次，济州从事毕文简听说这么小的王禹偁就会作诗，就想考考他，便说：“听人讲，你天资聪颖，不知真假，既然你家是以磨面为生，那就以磨面为题作首诗吧！”小元之不假思索，就随口吟出：“但存心里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借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十分惊诧，就把他留于子弟间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从此，王元之又得到太守的赏识，更加发愤读书，学业大进。《能改斋漫录》记载：王元之被贬齐安郡，那里民物荒凉，一般也没什么事情，更没什么好玩好看的可供消遣。营妓有不佳者，他作诗说，“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满腹调侃之意。
王禹偁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中了进士，起初做成武县主簿，次年即以大理评事的官衔做苏州长洲县的知县，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入朝做右拾遗，五年内从地方进入中央，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他让宋太宗赞赏为“真才子”。也正是在这一段任职京官的期间，但只在三年之后，他就因为徐铉辩诬被贬到外地，做商州团练副使。在长洲县任知县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
全词以清丽的笔触、沉郁而高旷的格调，即事即目，寓情于景，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风物景色，并通过描绘江南雨景，寄寓了作者积极用世、渴望有所作为的政治理想和怀才不遇的苦闷情怀。
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四年后，至道元年（公元995年），王禹偁复入朝，拜翰林学士，不久便“坐谤讪罢”，外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就是欧阳修做《醉翁亭记》的地方），未几改扬州。宋真宗即位将他重新召回朝廷，修撰《太宗实录》，他却由于秉笔直书，犯了忌讳，再度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56.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寇准《蝶恋花》）
——将相功名俱逝去的宰相
《蝶恋花》
寇准
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
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
将相兼荣谁敢比。彩凤徊翔，重浴荀池水。
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
寇准（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
据《宋史》记载：“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寇准的父亲是五代后晋时的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不过，寇准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才华出众，豪放不羁。尤其对《春秋》三传，烂熟于心，理解得很透彻。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他十九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后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
寇准仕途平坦，官运亨通，22岁升任成安知县，后接连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等直学士等官。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升官都要阿谀逢迎，依附权贵，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刚正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七月，寇准担任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负责管理朝廷官员的考察。太宗皇帝也很信任他，在处理重大事情时，会经常征询寇准的意见。一次，寇准在殿上向太宗奏事，因直言激烈，惹得太宗起身退朝。寇准却赶上前去，一把扯住太宗的衣襟，请他息怒坐下，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太宗回想寇准的言行，十分赞赏他，高兴地说：“朕得寇准，犹如文皇得魏徵也！”当然，也不无自比唐太宗的气度。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军大败于高阳关，辽人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度袭扰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被俘降辽。接连的两次边境大败，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六月，辽军又要大举入侵，边境告急。强敌压境，一时间朝廷也束手无策。宋真宗有心让寇准担任宰相一职，可又担心他性情刚烈，既难以驾驭，又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恰好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他就问时任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毕士安说：“依卿之见，谁可任宰相？”毕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我不如他。”真宗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说：“听说寇准好刚使气？”毕士安说：“寇准立志为国，秉道嫉邪，因此才不被庸俗之辈所喜爱。如今国家多事，正是用人之际，像寇准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八月，二人同拜宰相。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发兵20万，从幽州出发，声势浩大，向南推进。辽军攻定州不下，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辽兵南下，势如破竹之时。“急书一夕五至”，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朝廷官员大多惊惶无措，竟然慌了神。时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提议迁都成都，只想着暂避敌锋，无心抗敌。宋真宗心里更是没底，惶惶不可终日。寇准知道后却一言不发。他早就与毕士安商议要奏请真宗御驾亲征，振军威，拒强敌，可他知道还不到时候。
不久，辽兵劫掠威虏、顺安、北平，侵犯保州（治所在今河北保定市）。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寇准和毕士安站了出来，坚决主张抵抗。真宗大惊而问及寇准，寇准却说：“陛下欲了此事，五日便可知晓。”真宗便将原属枢密院职权的军旅大事交于寇准和毕士安二人处置，并当面叮嘱说：“卿当详细闻知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所隐也。”关于迁都的奏议，真宗也有些主意未定，便问寇准当如何对待。朝堂之上，寇准当着二人的面，斥责说：“谁为陛下出此主意，论罪当斩。现在，朝廷将相协和，国力昌盛，若陛下亲征抗敌，契丹必败。如今只要坚守城池，以逸待劳，挫其锐气，必定胜券在握，为何要置祖宗江山社稷于不顾，而远走楚、蜀之地。如果帝都南迁，则人心不稳，天威溃散，贼兵乘势攻入，则天下难保。”最后，寇准的意见占了上风。寇准还把王钦若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避免节外生枝。真宗这才下定主意，全力御敌。他一面指派杨延昭、杨嗣等将领坚守关隘，密切关注辽兵动向；一面筹措兵员粮饷，准备御驾亲征。
到了十月，辽兵沿葫芦河向东侵犯，宋军守将奋力抵抗，多次杀退辽兵，辽军的攻势开始受阻。十一月，辽国兵犯贝（治所在今河北省清和县）、魏（今河北省大名一带）等地，直扑澶州城下。如果澶州失守，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将陷入敌手，都城汴京也将暴露在辽兵的威胁之下。已经没有了退路，只有坚决抗敌才是唯一的办法。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亲征。亲征路上，真宗皇帝仍是信心不足，几番动摇。当辽兵行至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之时，真宗召寇准询问。寇准说：“群臣怯懦，不懂兵势，如乡野村妇般无知。百姓日夜盼望陛下荡平环宇，击退敌军，此谓民心。且敌兵已近，若稍有退意，辽人数万铁骑将乘势掩杀，金陵亦不可保！”当时，殿前都指挥使、太尉高琼就在近前。寇准悄悄问他：“太尉深受皇恩，今日朝廷有难，当怎样报国？”高琼说道：“吾乃一武夫，愿以死报国。”寇准便高声说：“陛下不以臣为是，请问太尉。”高琼早就期盼皇帝能坚定抗敌之志，便说：“宰相所言不虚。如今辽军锋芒受挫，我军士气正旺，如若南迁，军卒父母妻儿都在京师，必然不肯弃之而去。愿陛下御驾澶州，臣等必效死疆场，契丹必破！”武将王应昌也说：“陛下奉天命安邦御敌，兵锋所指，战无不克，若停留不进，恐敌势猖狂。”文臣武将，一心抗敌，也使得宋真宗北进的信心更为坚定。
真宗车辇过河，登上澶州城北城门楼。城下宋兵见城上御盖麾旗，知道皇帝亲征，亲临一线，士气大振，欢呼之声，声震数十里，辽军骇然。至此，真宗稍安，将军务大权悉数委任寇准。在两军对垒时，寇准与翰林学士杨忆饮酒下棋，胸有成竹谈笑自如。真宗皇帝知道后，说：“宰相坦然无忧，吾心安矣！”几日之后，辽兵进攻北城，遭遇痛击，被斩杀大半。特别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契丹军心动摇。契丹萧太后和大丞相耶律隆运看大势已定，恐难再有进展，便转而向北宋“议和”。契丹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时夺取的“关南之地”。宋朝廷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每年可以给辽一些银、绢，但是领土不能割让。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战场的胜利和优势必然可以加重谈判的砝码。最后，基本按照宋的方案达成了协议。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在这次战争中，结果虽然是缔结城下之盟，不过，宋军同样给辽军以有力反击，使辽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宋难欺，不可灭。从此以后，契丹就没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扰。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平息，贸易往来频繁，人民生活安定。寇准因有功于朝廷，受到真宗的敬重。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寇准又加官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已是位极人臣，荣耀至极。正如开篇的这首词所说：
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
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
将相兼荣谁敢比。彩凤徊翔，重浴荀池水。
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
寇准一生，入相封爵，功勋济世，可谓风光之极，志得意满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福兮，祸之所伏。破敌立功的寇准，最终被真宗罢相贬黜，放逐到雷州当司户参军，第二年就去世了。明代戴嘉猷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诗句，算是为一代名相黯然谢幕的陈词。司马光说，“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则更多的是警醒和总结。
57.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晁补之《迷神引》）
——自悔儒冠、误入仕途晁补之
《迷神引》
晁补之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究，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晁补之（公元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为“苏门四学士”（另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