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色彩很斑斓啊！”我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天空——我们没有让地主与大财团们将它据为己有。天空有种源于骨子里的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那股湛蓝的绿，隐约漂泊着一丝金黄色的雾霭，全然不沾任何一丝功利的色彩。那些成块堆积的云层压在那里，就像白雪覆盖的悬崖。我对这些景象没有抱着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想从中获取什么，但这却又让人感到莫名的兴奋与高兴；田野间细微的曲线与聚拢的田埂线自有其美感所在，既没显得杂乱无章，也没什么几何式的规划，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切并非故意为之。倘若这个地方是一片空旷的原野，没有一棵树的影子，田野的分界也是规划的有序，那就没有那般吸引力了。这些景物的存在自有其历史。有村落的地方，就意味着有水井与清泉；蜿蜒的旁道代表着古代森林的小径；而那条突然拐角、现在难以辨认的小路，也许是过去一棵倒下的庞大树木，人们难以移动。还有笔直的罗马大道，这些都散发出某种活力。”
“但你又陷入联想之中了。”朋友说。“我对此并不否认。那整个画面到底又夹杂着多少原始的味道呢？我真的没看出多少来。”
“喔，”我说。“这里到处可见小峡谷，有些灌木篱丛的面积让人惊叹，榆树生长在本不应扎根的地方，一个边上生长着芦苇的地洞，里面溢满着水，人们在很久之前曾在这里挖掘过沙砾。还有一些毫无用处的古老林地，只给人留下愉悦与阴翳的感觉。我想，这些树木本身的形状各异，真是饶有趣味。我承认，下面生长的黑色杨木显得有些笨拙，但看看农庄周围那些粗糙、削减过后的榆树，院子里的那棵巨大的美国梧桐吧，这里有足够的自由去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不止是为功利而存在。但我认可你所说的，这其实是无从去确认的。我们不能对斑斓色彩带来的欢乐熟视无睹。而对英国人来说，我们更关注色彩，而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展现出来。”
“你说的对。”朋友说。“某天，有人跟我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对我说，当他到日本拜访一位身形矮小的农民时，发现此人的生活相当贫穷。在农民房间中央放着一块很大的燧石，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忍不住问这位农民：‘这块石头放在这里有什么用吗？我想，这其中肯定有某些故事吧？你为什么要将它放在这里呢？’农民说：‘当然了，你也看到这是一块很美丽的石头，对吧？’我的这位朋友注意到房子外面的花园里有一座小假山，那里的石头与那块很类似。他就问：‘花园外边也有一些石头啊——看起来都很类似。’‘喔，不！’农民说。‘那些石头都是极为普通的！虽然也有其用处，其中一些甚至还挺好看的，但是比不上房间里的这一块。过来，’他接着说，‘我们将拿出这些石头，仔细地观察一下。’他真的这样做，指出原先那块石头所包含超乎寻常的气质与精美。这位朋友说自己对于这位农民所说的根本是一头雾水，弄得他好像自己缺乏某种常识一样。农民补充道：‘这也是一块很著名的石头。很多人从大老远的地方赶过来，就是为了看它一眼。有人曾想出高价购买，但我就是不舍得，因为它太可爱了。当我凝视这块石头的时候，会忘记自己的疲倦，陶醉在它的美丽之中。’”
“是的，”我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我也曾听说日本的两位工人会在家里种养一些鲜花，在工作间隙去欣赏一下，以此提神；而英国人则会去喝几杯啤酒，让自己重拾精神。”
朋友说：“我觉得，那些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其中的美感。也许，他们因为这片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所以会不知觉地喜欢这些场景。但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我已经见过这些山丘，山顶是一带长长的树林，磨坊也早已废弃，显得阴沉与庄重，向晚的天空在俯视着一切，万物似乎都在某种难以解释与分析的过程中慢慢蜕变。诚然，这些最为寻常的地方，日出日落之间，若能维持这般的安静与简朴，不被现代社会一些所谓聪明的发明所侵扰——就像那里有一座铁制的呈波浪形的牲口棚，或是那一排排可亲的村舍——有种神秘与平和的美感，似乎是从一些古老而纯净的源泉之中流淌出来的。这一恬然的美感也许就是最为真切的‘漠漠旷野，寂寂苍穹’了，能够容纳人类不同的思绪，由于没有固定于某种特殊与特别的可爱，所以方能真正获得象征的所有神秘与深度。”
“是的，”我回答说。“我觉得你这样说很有道理。那些总是在风景里过分渲染情感或是浪漫气息，并且一味抱怨乡村沉闷景色的人们，对于他们眼中的美感，我总是有所怀疑的。在瑞士那满眼的雪峰与松林丛生的峡谷里，看到一排排的榆树与山形墙的农舍，让人的内心生发无限的渴望。要是人们喜爱这些不加修饰的景色，那么，在面对我们英国那些更为美丽与让人陶醉的湖泊的时候，岂不是沉醉的难以醒来。但是，其中一半的美感源于山川的形状与褶皱的山脊，甜美与安静的田园生活在峡谷与绿色的山谷间完美的结合。山上漫步的乐趣，在于路过平坦的牧场，汩汩清泉缓缓而流，树林笼翠的圆丘，一直延伸至陡峭的山谷，小溪在那叮当作响，在灌木丛中一滴一滴地滑落，石头垒砌的城墙沿着牧场急遽下陷，而古色古香的村落似抱紧一团，从四面八方有趣地支撑着，一直簇拥到旷野与绿色的山腰。然后，我们突然回旋，从险峻与黑漆漆的山头下降至风呼呼而过的山谷，直到树丛再次出现在眼前，又走进了人群舒适的怀抱之中，身心感觉到古老世界的往昔仿佛滤过自己一遍，那时的人们过着诗意般的生活，而无须将这些一一记录下来。”
“但我觉得很遗憾，”朋友说。“要是他们能够有所记录，那该多好啊！我时常会想到年老的华兹华斯，想起他那乡野的气息与结实的大腿，他那坦率而从容的脸，一见到他所深爱的土地，内心就燃起一股神圣感——他的情感源于这片土地，也让他一生有所依靠。土地与人类存在的美感——这只是我们英国人所理解并能表达出来的两种美感而已。”
此时，我们离来时的路已经很远了，但我们还是再一次停下了脚步，在山脊上驻足，望着雾霭渐渐披着柔弱的轻纱，笼罩着低矮的田野，一片绿色雾气笼罩的天空，天边燃着黄橙色的光芒；往更远处眺望，剑桥的塔楼与尖顶在雾霾之上自若地露出了脸，烟气顺着微风，往北边飘去，四下静寂，唯有一些夜鸟在树丛深处发出尖刻的声响，马蹄有节奏的蹬步声响，时而高昂，时而低沉，引领我们在暮色的田野与孤寂的山峦之间，循着归家的路，回到熟悉的壁炉旁。
诗意地栖息
丁尼生爵士曾在布莱德利那里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布莱德利担任马尔伯勒学校校长。一天晚上，丁尼生叼着烟管，对布莱德利说，自己很羡慕他能够将一生的精力勤勉地投入到如此实用与让人尊敬的工作之上。文献所没有记载的，（顺便提一下）是布莱德利对烟草发自内心的厌恶，他回答说，自己肯定还没达到人们时常所说的那些简洁有力的警句所处的高度，这是毋庸置疑的。有趣的是，一个如丁尼生有如此成就与盛名的人，都会去怀疑诗歌的功用。丁尼生并没有坐等灵感的突然来袭，也没有在无聊中虚度光阴。他对待诗歌的态度，正如他人可能勤奋与忠实地做着会计的工作。当然，他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天才，手中的笔时常能创造精妙的艺术作品，但他是不大可能日复一日地从事诗歌的创作，期间必然需要长时间的反思与心灵的愉悦。诗歌创作是一种极其损耗脑细胞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心灵沉闷与疲乏的状态下进行的。弥尔顿①在创作《失乐园》的时候，每天也只能写下四十行。他每天早上躺在床上开始构思，然后口述，余下的时间就用来精简诗句。很少有诗人能像威廉·莫里斯那样对诗歌创作抱着轻松的心态。他曾说：“那些所谓的灵感说法都是扯淡！要是一个诗人不能在编织挂毯的时候创作史诗，那他就是能力不行，最好还是闭嘴。”虽然，威廉·莫里斯的《世俗乐园》是他在编织挂毯时的产物，但与《失乐园》、《回忆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某次，莫里斯曾在一天之内写下了八百行诗歌。很多人说，这可能也算是一个纪录吧。
无疑，丁尼生是一个极具忧郁气质的人。因此，他见到马尔伯勒学校里忙碌而又快乐的场景，就像嗡嗡的蜜蜂在耳边萦绕。而布莱德利却能管理的有条不紊，张弛有度，让他不禁怀疑文学创作的价值，觉得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比这位校长更能产生让人确信与全然有益的影响。因为，布莱德利与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给学生的品格带来重要的提升，这些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
①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家，代表作为《失乐园》。
诗歌创作所属的类型终究是私密的。任何热心读者的恭维、评论者的赞美以及世人给那位神性诗人带上的高帽，都无法让数以千计热切的读者与追随者的灵魂，领悟给诗人带来安静沉思的欢乐与希望。诗人就是一个无法见到羊群咩咩叫声与身影的“牧羊人”。而在丁尼生的例子里，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觉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某种高尚的目的，能够澄清人类的视野，使他们培养更为高尚的希望与纯真的理想。所以，他必然要花很多时间去扪心自问，自己所创作的诗歌是否真的具有价值！他一直努力想让诗歌呈现出某种再生力量，但却始终看不到。正如罗斯金因深切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而倍感沮丧。他觉得世人喜欢他华丽的诗句，但对于其中所描绘的就如何促进人类改良等方面的内容，却提不起半点兴趣。所以，丁尼生晚年的诗作就彰显出一点，认为世风日下，人们只贪图享乐，随心所欲，品味低俗。当时的他内心肯定充斥着痛苦的遗憾，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些言语上的旋律或是和谐的音调而已，只是让人们饱了耳福，却不能直抵他们的心灵。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希腊传说，是讲一些斯巴达公民在历经重重灾难之后，想到雅典自荐为首领的故事。雅典人甚为反感，就将他们送到提尔泰奥斯①那里，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的老师。这群斯巴达人要是有足够的智慧，就不会去反对让自己反感的建议。最后，斯巴达人发现，原先那位让人可鄙的老师竟然是一位伟大的哀歌诗人，他所创作的军事赞歌与战争歌曲直抵士兵的心怀，振奋人心，让他们无往不胜。人们怀疑这个故事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而不是某位军队将领的真心话语！提尔泰奥斯流传下来的诗篇却并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内容。但这个故事的本意却是真实的，即充满活力与爱国的人生终究是某首抒情赞歌的主题。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了想象力与热望，就有活在低级趣味的危险，只是顾着赚钱，让自己过得舒适，而不是想着去丰富这个世界，催生更多的希望。
①希腊赞歌诗人，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
因此，诗人心中必须要安于去创造甜美与高尚的诗篇，既不能期望物质上的回报，也不能像银行家或战功显赫的将军那样获得世人的认可。但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诸如《快乐的武士》①这首诗歌在历经数代之后，仍能给人们内心带来无以名状的震撼，至少给这个国家增添了一层浪漫气质，即使在这个商业竞争激烈的年代，这首诗歌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即便丁尼生与布莱德利都会真心认为，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有序的国家里，平民百姓还将阅读被视为古罗马的“福音书”的作者维吉尔的作品，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职责。至少，这显示了美感的巨大活力与高尚思想的神奇之处。倘若真的还需要什么证据，那就说明了人不纯粹是为了面包而活，而是还必须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我们越来越恐惧德国传播过来的影响的时代，要说真有什么危险，那就因为德国人没有过分专注于商业的发展，而是对诸如诗歌与音乐等艺术方面仍抱着浪漫的激情。这是他们富于想象力与冒险精神的彰显，让日耳曼民族变得更具爱国热情与野心，而非造就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追求胜利与卓越的梦想，让一个民族变得可怕，而不是他们的商业习惯以及贸易交往。
斯温伯恩②在其最著名的一篇抒情诗《阿塔兰塔在卡吕冬》里，谈到了夜莺，讲述了夜莺是如何“以火一般的热情滋养午夜的心”。这才是诗人们真正应该具备与希望获得的。在某位严谨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要是夜莺真的具有我们这个时代所珍视的常识，也许会深信自己是愚蠢的。荒唐的是，它竟然在那么晚的时候还不睡，花那么多无谓的精力去唱出悦耳的歌声，而一个廉价的口哨就可以发出与它们类似的声音。但若是个人或一个国家陷入了这种追求物质的心态，那么离灾难也就不远了。
①《The Happy Warrior》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著的一首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