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不满不仅仅针对托利党。随着婚期的临近，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近人情。阿德莱德王后惹怒了她，她给利奥波德国王的回信也不合礼数。她语气极其刻薄地向艾伯特诉说：“舅舅老是想掌管家里的一切，但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甚至艾伯特也并不是无可挑剔：长期生活在科堡的艾伯特，无法领悟英国事物的奥妙。他的家庭潜伏着很多困难，而他的想法却过于单一：自己不应该被那些激烈暴力的辉格党包围。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必须在激烈的辉格党人或者在激烈的托利党人中二选一。如果他选定的勋爵给女王的勋爵投反对票，那肯定荒谬至极。艾伯特想由自己来任命私人秘书，但他怎样确定合适的人选呢？M勋爵显然最有资格来确定人选，但是M勋爵选定的乔治·安森是一个铁杆的辉格党人。艾伯特提出异议表示反对，但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维多利亚独自主张宣布了对安森的任命，并让莱森写信向艾伯特作了具体解释。还有一次，艾伯特写信论述了宫廷道德纯洁高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却不曾想被M勋爵的学生认为过于古板。女王用夹杂着德语的英语对这个问题作了长篇大论的陈述：“我很喜欢A女士，只是她为人稍为苛刻，这不令人喜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待人宽厚。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别人的照料和理解，我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可能会误入歧途。我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犯过于肤浅的错误的不满，但若是过于苛刻则十分有害。我确信，这些人会在年老时懊悔他们年轻时没有小心谨慎，尽管他们年轻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在文章的末尾，她谦虚地说道，“我文笔不好，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不是很清楚，恐怕您会因为这一点看不明白我的想法”。
在另一个问题上，女王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自从弗罗拉·黑斯廷斯女士事件后，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为此走了霉运。在此之前，他的行医事业十分成功，而现在却濒临破产，没有人找他看病。但是女王对他十分信任。她要向世人证明，她对克拉克爵士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不介意。艾伯特按照维多利亚的要求让克拉克做他的日常保健医生。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任命是错误的。
结婚的日子迫近。艾伯特必须离开他的家庭和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了。他心怀留恋和不舍地重访了他经常游玩的故地，他曾经在那片树林和山谷里猎杀过兔子、收集过植物标本——而他现在必须离去。坐在宫廷告别宴会的席位上，他无限感伤地听国家乐队演奏了《自由猎手》。尽管万分不舍，离别的时间还是到了。他的马车穿过两边挤满人的街道时，他看到德国人的面孔是如此友好，声音是如此好听，一时间他的眼中竟然流露出兴奋的神色。他与祖母道别的情景令人心碎。“艾伯特！艾伯特！”老公爵夫人尖声呼喊着。当艾伯特的马车离开时，祖母倒在了侍从的手臂中。艾伯特旋风般急速地奔向命运的归宿地。他情绪低落地跟父亲和哥哥一起登上了停泊在法国加来的汽船。这次渡海风浪很大，艾伯特独自匆匆走进下面的船舱，父亲和哥哥在舱房的一侧躺着。在多弗尔，码头上聚集了大批观望的群众，“艾伯特站起来向人群鞠躬致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最终他的责任感获胜。这是一个奇诡的兆头：他在英国整个生活的状况，在他刚刚踏足英国土地时就得到了预示。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越来越激动不安，脾气暴躁，神经紧张。过于紧张的维多利亚最终发烧了，詹姆斯·克拉克伯爵诊断维多利亚患了麻疹。但是詹姆斯伯爵的诊断又错了，她患的不是麻疹，是由心理压力过大而致。她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忧虑、懊恼、恐惧所压倒。到现在为止，她一直是自己做主处理大小事物，这是她生活中最快活的两年，如今这一切都将结束——她要受到外人的支配，她必须作出承诺尊重、服从……
会有一个人可以阻挠她，反对她，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事情啊！她为什么要进行这一冒险的实验呢？她为什么不满足于M勋爵呢？毫无疑问，她爱艾伯特，但与此同时，她也爱慕权力。在任何状态下，有一点可以确定：她可以成为艾伯特的妻子，但是她要永远做英国女王。当艾伯特穿着制作考究的制服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的疑虑和不安如同阳光照射下的雾霾，顿时烟消云散。他们的婚礼在1840年2月10日举行。他们与侍奉左右的随从一起驱车前往温莎，随从里面有两个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斯托克马尔男爵和莱森男爵夫人。
三
艾伯特已经预见到他的婚姻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也意识到，他面对的困难是很严重且很复杂的。在政治上他是不重要的，墨尔本爵士不仅是首相，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控制了整个政治存在的主权。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实体英国宪法未知的部分。在国家事务中似乎找不到他的位置，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维多利亚的所有物。在他们订婚后，她告诉王子：“英国向来非常嫉妒任何一个外国人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权，而且已经在一些报纸上表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虽然我知道你从来不会，但是如果你同样受封，他们会说，王子想打政治的主意。尽管我知道你从来不会！”
事实上，她不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她希望艾伯特了解她的观点。她希望，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但是至于治理国家，他会看到，没有他的帮助，她和英国大臣们也可以管理得很好。
王子发现，他不只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作为一个丈夫，他的职能也是极为有限的。在整个维多利亚女王的私生活中，男爵夫人统治地位最高；她丝毫没有打算分配她至尊权利的意思。自从女王登基以来，她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除了不确定和巨大的影响力以外，她通过行使管理女王的私人信件的权利，已经成为皇家机构的管理者并控制着皇家机构的“钱包”。艾伯特很快认识到，他不是自己家的主人。自己的每个细节和他妻子的存在是有第三人监督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直到得到莱森的同意。维多利亚一直崇拜莱森，强度不减，并且没有看到其中的错误。
在交际场上，艾伯特也没有王子应有的幸福。一个平常和女人在一起时都会害羞的年轻外国人，拘谨而又自以为是，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在社交中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他的外貌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虽然在维多利亚的眼中，他是男性美的一面镜子，但是她的臣民却不这么认为。在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士们、先生们，尤其是常见到他的那些女士们的眼中，艾伯特的脸、身材和整个神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非英国式的外观。毫无疑问，他的面貌是端正的，但他看起来是呆板的；他身材高大，但让人觉得很笨拙，他走路的时候也没精打采。真的，他们认为，这个青年更像外国男高音歌唱家。这些都是严重的不利因素，而他的行为从他到来的一时刻起更谈不上弥补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他生性紧张局促，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与人过分熟悉的恐惧，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要绝对端正。总之，他的举止充满了奇怪的拘束和古板。每当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似乎被厚厚的长满荆棘的礼仪篱笆包围着。他从来不去普通的交际场所，当他骑着马或乘车走在伦敦的街道，他总是有侍从陪同。他看起来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就这样限于孤立，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此外，他对英国人一点儿好印象也没有。至今，他可以看到，他们关心的只是狩猎狐狸和周日纪念活动，他们在过分轻浮和过分悲观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你谈到很轻松的娱乐话题，他们便会目瞪口呆；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了解德国大学的智慧。因为他是明智的，所以与这样的英国人可能很少有共同点，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对他们有利的礼仪规则。只有完全在私下的时候，他可能是自然和迷人的。西摩和安森对他很忠诚，他也对他们回报自己的感情，但他们是他的下属——他的意志、他的自信的代理接收者。至于真正的伴侣的支持和安慰，则与他完全断绝。
实际上，他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导师。当斯托克马尔男爵再次在王室中任职时，他决定全心全意地为王子的利益而工作，就像20年前他为王子的叔父工作一样。今时不同往日了，虽然同样面临着艰巨的困难，但是现在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有趣。当年那位默默无闻、地位低微的年轻医生，现在已经是王室成员的密友了，他的年纪、声望都已经更加成熟，而且也更加老练了。但是另一方面，男爵很清楚，艾伯特并不是利奥波德，他不像利奥波德那样对理想执著地追求着，而且不像利奥波德一样自负，要成为一位伟人。艾伯特非常善良、正直、聪慧且见多识广，但是他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的性格中也没有显示出他有指挥的能力。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只有思想却一无是处的空想家，一个漫无目的到处乱转的人，一个无权无势的宫廷附庸。然而，艾伯特并没有被放任自流：斯托克马尔照看着他。这位幕后男爵一直在他的学生左右，坚韧不拔地指导着他沿着多年前利奥波德曾走过的道路前进，而这一次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比利奥波德高远。斯托克马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让艾伯特得到这个惊人的猎物。
事实证明，万事开头难。艾伯特做事比较容易气馁：让他为了扮演一个他讨厌的角色而努力，有什么意思呢？再说，除了亲爱的男爵外，没有人要他这样做。让一切顺其自然岂不是很好。但是，斯托克马尔不愿意这样。他不断地调动艾伯特的责任感和自尊心。王子难道忘了自己崇高的目标了吗？难道他将听任他自己、他的妻子、家庭都受制于莱森男爵夫人的统治吗？艾伯特从来就不习惯于屈服，现在更加不会屈服，否则就太让人看不起了。确实，艾伯特经常恼怒男爵夫人在王室家庭中的特殊地位。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使他不快的原因：他非常清楚，在才智上，他不如他的妻子，而且他发现，他的妻子并不听他的建议，这让他非常恼火。有时候，由于男爵的怂恿，他会试图与他的妻子讨论一些政治问题，但她总是竭力避免这些问题。维多利亚对付他的这些方法曾经用来对付过她的舅舅利奥波德。终于，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她回答说，她这样是因为懒惰，他们在一起时，她实在是不能忍受让这些枯燥无味的政治问题来破坏。这个解释比犯错误还要糟糕：难道说他是妻子，而她是丈夫吗？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了。男爵告诉他，根源就在于莱森。莱森鼓励维多利亚要保持自己的秘密，甚至，她还损害了维多利亚天真率直的本性，不断怂恿女王编造虚假的理由——当然是无意识的——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一些小事情上，意见的不统一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对王室夫妇的意见总是相左。他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艾伯特基本上是在一种斯巴达式的体制中长大的，生活简朴，觉得王室的宴会枯燥无味，到了晚上十点半，人们就会发现他在安乐椅上睡觉；而女王的消遣方式就是整晚整晚地跳舞，然后到宫外的廊柱下，看从圣保罗教堂后面升起来的太阳以及威斯敏斯特的塔影。女王爱伦敦，而艾伯特却讨厌伦敦。只有在温莎，他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温莎也有可怕的事情：尽管他可以在白天的时候画画、散步、弹钢琴，而到了晚上，到处都笼罩着一种阴郁沉闷的气氛。他本来是想将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一些名流召集起来，听听他们对科学和艺术的不同看法，顺便谈谈自己的观点。但是，维多利亚“没有兴趣召集这些人”，她知道与这些人谈话自己学识不够渊博，因此她坚持晚上的活动仍按照原来的进行：先和官员们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然后围着桌子坐下，桌子上放着版画集；王子则和三个随从在那里玩四人象棋。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权力、感情、自尊都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令人恼怒的东西：两种力量的较量。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一样，不愿意充当副手。她的脾气一触即发。女王本可以运用自己的活力、固执、地位把王子的优势和权力摧毁，但是在斗争中，她处在不利的地位；她实际上被一种严重的需求所支配，已经不能再主宰自己了；为了达到自己这种需求的目的，她不惜利用内心深处的意识。她陷入爱河不能自拔了。我们不能知道那些争吵的细节，但是欧内斯特王子在英国陪伴弟弟的这几个月里，注意到了这一切。公众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子非常生气，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维多利亚同样非常生气地要进去。“谁？”王子问道。“英国女王。”她回答说。他一动不动，于是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个问题重复了许多遍，但答案都是一样的。直到最后，沉默了一会儿，女王这次比较温柔地敲着门。“谁？”王子仍毫不留情地这样问道。但是这一次的回答却不一样了。“你妻子，艾伯特。”艾伯特马上打开了门。尽管这个故事没有得到证实，甚至也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从同类故事所具有的特征来看，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