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方面的因素集结在一起，事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一下子笼罩在战争在即的阴影下。几个月以来，在变化莫测的外交中，在骚乱不安的政治中，问题越来越黑暗、迷茫。一方面是国民的情绪在极限中波动，在这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在风云莫测、危机重重的谈判中，帕默斯顿忽然宣布辞职。于是，积压在民众心中的愤怒瞬间迸发。他们觉得，以前在可怕又复杂的事件里，他们受着软弱尴尬的指导，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在中心位置有一个人，这个人拥有实力、勇气、决断力，并且值得信任。现在他们听说那个人不再是他们的领袖，为什么？他们愤怒、焦虑以致最后神经衰弱，他们拼命地环顾四周，想要发现其中不可告人的隐情。他们怀疑其中会有阴谋，闻到了背叛的气息。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倾泻愤怒的对象。对呀，那个在最高位置上的外国人，那个固执己见、不加掩饰的外国人，是不是对他们所尊崇的战士心怀敌意？从听到帕默斯顿辞职的那一刻起，全国上下强烈抗议，将他们不同寻常的仇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到艾伯特的头上，如狂风暴雨那样，无与伦比的猛烈。举国上下都宣称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叛国贼，是俄国的工具，说他在俄国的指示下赶走了帕默斯顿，又说他为了英格兰敌人的利益而操纵英国的外交策略。连续几周，这种指控不断在报纸上出现，在公众集会上回响，在私人谈话中阐述。这些言论，传遍了全国，越传越极端，越传越不着边际。同时，有声望的报纸开始发出猛烈的攻击，把这些言论印在半便士的单页上，在伦敦街头叫卖。粗俗的谩骂表达了他们怀有相同的猜疑。最后，最不可思议的谣言也开始传播了。
1854年1月，有小道消息称艾伯特因卖国而被捕，他将被软禁在伦敦塔。有人说，女王自己也被抓了。事实上，人群聚集到伦敦塔，对这对被囚禁的王室贵族翘首以待。这些荒诞绝伦的传闻，实在是战争将至、气氛紧张所致。帕默斯顿辞职的原因却是至今无人知晓，而且有可能是因为宫廷一方的继续敌视。但是，说艾伯特操纵政府拥护俄国的利益，的确没有事实依据。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往往游离于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一种是不干涉；一种是以武力做后盾达到威胁的效果。无论是哪种政策，如果能贯彻到底，很可能会是一个和平而成功的结果，但是如果将这些政策混杂在一起，只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艾伯特生性谨慎，他本来试图穿越复杂得像迷宫一样的欧洲外交，但最终在迷宫里迷路了。整个内阁都是如此。如果战争发生，他的反俄情绪绝不亚于英国的好战分子。不过，尽管集中到艾伯特身上的最严厉的指控无根无据，但是出现这种局面是有潜在的理由的。这不是为了解释，而是根据一般人的心理状态而言的。女王的丈夫来自国外，他自小在宫廷外长大，头脑里充满了外国的思想，很多近亲都是外国首领。这样，虽然他到英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反对的理由不仅在理论上，实际上也产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严重后果。英国大臣们对艾伯特那些对德意志的偏向颇有微词，而帕默斯顿勋爵、克拉伦登勋爵、阿伯丁勋爵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而且，凡是在国家政策发生严重问题时，内阁一方总是迁怒于内廷一方的偏见，因为那方的德国势力、德国传统太过强势。至于帕默斯顿，一谈到这一话题，他的言辞更容易肆无忌惮。被免职后，他在恼羞成怒之下，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外国阴谋的受害者。后来虽然他指控的语气缓和了，但从这方面发出的这种暗讽，已十足地证明艾伯特在外国成长、受外国教育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影响。
事情不止这样，艾伯特在英国的地位也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问题。他的存在让一个旧难题产生了新意义——国王的职位与职权究竟应该怎样定义？这些职位与职权实际上都已经在艾伯特的掌握之中了，他会用这些权力来做什么呢？关于王权在宪法中的位置，他有着明确的观点，因为这是斯托克马尔的观点。恰巧，我们有斯托克马尔给艾伯特的一封长信，斯托克马尔在这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个时候，在爆发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前夕，君主立宪制国家，据男爵说，自从《改革法案》以来便丧失了自己的光芒。现在，“每天都有危险，很有可能变成纯粹的内阁制”。老派托立党“直接关怀拥护君主的特权”，现在已经消亡了；辉格党“也只不过是有意无意的共和主义者而已，他们对君主的关系如同狼对羊”。英国有一条规矩，就是讨论宪法问题的时候不得引入“不负责任的君主的名字或本人”，这是违宪行为，是“一种宪法上的定义，虽然早就存在，但是充满了危险”。男爵警告艾伯特：“如果英国女王放任辉格党内阁按照此条例实行，那么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大多数国民就会相信，国王仅仅是一个玩偶，她只是按照大臣的旨意，赞成就点点头，反对则摇摇头。”“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关键是”男爵说，“一点儿也不应该错过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机会”。“这不难做到，”他补充道，“而且，像女王夫妇这样忠诚的人，永远不会让大臣们感到为难。”在男爵看来，王权的最低要求应包含“国王应有担任内阁会议中的主席的永久的权力，君主应居永久首相的地位，其权力在内阁的临时首脑之上，这样，在有关纪律问题上就可以行使最高的权威了”。君主“还可以参与和完善政府的设施，因为一位国王和他的大臣同样有能力，同样有才华，同样爱国，而拒绝在议会的审议中发挥这些长处，实在是不合情理”。男爵说：“当然要英明果断地行使这一权力，如果能这样做，相信能保障君主立宪制，而且还可以使君主立宪制度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有力、迄今从没有出现的高境界。”
现在的解释也是可以的，虽然很难符合内阁制的基本原理，威廉三世主持内阁会议，而他就是一个立宪君主：在斯托克马尔的心目中，他想在宪法中给女王一个类似威廉三世时代曾占据过的地位。但是这样的理论，会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比乔治三世大得多。这显然与英国自革命以来公众生活发生的趋势相背离，而且，斯托克马尔坚持了这种主张，并把它强加给了艾伯特，这一点意义重大。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艾伯特不但在理论上支持这些观点，而且他为了实践它们而蓄谋已久。君主和帕默斯顿的斗争史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证据，证明了这的确是事实。在斗争达到顶点的时候，女王根据斯托克马尔1850年写的备忘录，声称如果外交大臣擅自篡改她批准过的文件，那么她就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要求罢免他。那个备忘录实际上非常清楚地表示了君主想脱离首相、自主行动的愿望。约翰勋爵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己的势力来反对帕默斯顿，他接受了这份备忘录，从此默许了君主的要求。不仅如此，在罢免了帕默斯顿之后，如果君主不愿意，便可以以此为理由解除一位有势力、受欢迎的大臣。在斯托克马尔和艾伯特的指使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好似“君主立宪政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有力、从没有出现过的境界”。
可是，关于君主地位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形势并不明显，但是也非常可怕，而且周围不同寻常的环境本身使人躁动不安。事实上，因为行使君主职权的是一个宪法不明之人，他对于君主却有着界限不明的无限的限制力，这个人是国君的丈夫，这个事实说明影响的确存在，而且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模棱两可、拥有强权的人扰乱了历史久远、细致而且防范很严的英国宪法。艾伯特当初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肯定意想不到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对于他自己，他并不想减少他行使的职权，也不想缩减他的权力范围。他在1850年对惠灵顿公爵的谈话中说，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将自己藏于夫人的背后，不在公众面前承担独立的责任，把自己的立场化作妻子立场的一部分，补充她在行使权力时出现的无法避免的漏洞。长久密切地关注一切内务的细节，以便能在任何时刻都对她提出忠告，帮助她应对艰难的问题和复杂的任务，这些难题有的是牵涉到国际事务的，有的是关于政治事务的，有时是关于社会或者个人的。除了是她家庭的主任，她家庭的督导，她的私事事务的经理，她的政治事务的重要顾问，她与政府官员联络的唯一的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王室儿童的监护人，国王的私人秘书和永久的大臣”。斯托克马尔的学生很有长进，未来一片光明。民众意识到了艾伯特的势力，他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认为现在维多利亚的生活开始被别人主宰着。在一片黑暗中，男爵隐隐出现，又是一位外国人。一个外国男爵控制一个外国王子，这位外国王子控制着英国女王，而女王自己在这种阴影下暗中行动。当男爵和王子从她的阴影中出来时，一位受国民爱戴的大臣倒下了，所有这一切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结束呢？
在几周内，帕默斯顿撤回了他的辞职请求，公众的愤慨很快就平息了。国会召开时，上下议院两党的领袖都支持艾伯特，强调说对国家有无懈可击的忠诚，而且提出在所有国家主权问题上都有忠告国君的权力。维多利亚非常高兴，“我亲爱的丈夫的地位，”她告诉男爵，“已被确定下来，他的功绩也被各界公认。我们到上议院时，四周人山人海，都是友好地来看我们的。”很快，英国最终卷入克里米亚战争。在随后的斗争里，艾伯特的爱国心显得毫无意义了，过去的仇恨也被遗忘了。可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令王室夫妇不那么愉快：它成全了帕默斯顿的野心。在5年前的1855年，约翰·拉塞尔勋爵曾经说过“年纪太大，没有宏伟前途”的那个人，成为英国的首相，此后，除了一次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担任了这个职位10年之久。
[1]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