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钢铁的价格上涨至每吨130美元。但即便是那样的价格，也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因为缺乏新的运行轨道，美国的铁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危险。这一切促使我于1864年开始在匹兹堡建立一家铁轨制造企业。幸运的是，当时在寻求资金和合作伙伴方面，我并没遇到什么困难，而且先进的钢轨炉和鼓风机的问世也使得技术上的“瓶颈”得以克服。
与此相同，当时对火车机车的需求量也十分巨大，于是1866年，我与托马斯·N·米勒先生一起组建了匹兹堡机车厂。这是一个信誉良好、繁荣兴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机车在全美都颇有名气。到1906年，公司原价100美元的股票在市场上可以卖到3000美元。30∶1的比例，在今天听起来仿佛是在做梦，但在那幸福的年代，这一切都是事实。每年的红利很丰厚，并且总能如期下发。在“只做最好”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阿尔图纳时，我就曾亲眼目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试制的当时第一座钢铁小桥，并获得了成功。当时我就预感到，木质铁路桥的时代即将结束，而钢铁桥梁的时代即将来临。有一次，宾夕法尼亚一座非常重要的木质铁路桥被烧毁，导致交通阻断8天，这加速了钢铁桥梁时代的到来。当时，我向铁路桥梁的设计者H.J.林维尔以及负责管理宾夕法尼亚铁路桥梁的约翰·L·帕伯和希福勒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应该来匹兹堡，与我联合起来组建一家修建钢铁大桥的公司，这开创了业界的先河。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司各特先生一起参与了进来。我们每人出1/5的股份，即1250美元。我的那笔钱是从银行借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点钱真的不算什么，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就这样，我们在1862年组建了帕伯和希福勒公司，并于1863年并入了凯斯通桥梁公司。这个名字一直是我的骄傲，因为它最适合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吉斯州的桥梁公司。由此开始，钢制铁路桥开始在全美得到广泛的使用，并在世界的范围内大行其道。只要我写个借据，匹兹堡的钢铁生产商就愿意把材料赊给我们的新公司。我们用木头搭建了几个小型的车间，一些桥梁结构也开始动工了。铸铁是主要建筑材料，我们建造的桥梁质量极佳，有一些那时建造的桥，历经多年洗礼，现在依然还在使用。
但在斯托本维尔，我们遇到了一项巨大挑战。当时，人们要在俄亥俄河上修一座长达300英尺的铁路桥。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这么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怀疑自己的能力的话，那确实有点可笑了。但那还是在钢铁时代以前，甚至熟铁在美国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的时代。当时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铁。尽管如此，我还是竭力劝说我的合作伙伴们试一试，最后我们签订了合同。当时，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声此起彼伏，铁路公司的朱伊总裁前来视察施工情况，当他看到那些用来造桥的沉重的铸铁管时，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相信这些沉重的铸铁管子能支撑住，更不用说让火车过河了。”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座铁桥至今依然在那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可以承受纷繁复杂的交通。我们原本希望这项工程可以大赚一笔，可是在工程竣工之前，通货膨胀便已发生，所以我们的利润差不多都没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埃德加·汤姆森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同意另外支付一笔酬金，以使我们免于亏损，这足见他的公正与无私。在签合同的时候，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情况。埃德加·汤姆森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人，他一直认为，法律的精神要高于文字。
有了林维尔、帕伯和希福勒，我们便有了当时最佳的人才组合：林维尔是工程师；帕伯精力充沛，是个活跃的技工；而希福勒则自信稳重。帕伯上校是个杰出的人才，汤姆逊总裁曾说，如果有一座桥烧坏了，他一定会让帕伯去修，而不是一个工程队或军团。帕伯最大的嗜好就是马（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当我们业务方面争论得过于激烈，上校有了要发脾气的征兆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题引向马，只要如此，他便会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脑后，沉醉于马的话题。在他工作过于劳累时，我们让他休息，给他放个假，就派他到肯塔基州去挑一两匹马，给我们之中最需要的人。他是我们唯一信任的相马师。然而，他对马的痴狂有时候也会给他带来麻烦。有一天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半边脸满是污泥，衣服扯破了，帽子也弄丢了，但手上依然执着马鞭。他解释说，他努力想去驾驭一匹肯塔基的小马，可是有一条缰绳断了，他控制不了方向。
帕伯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我们都亲切地叫他“管子”。如果他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那么他便会把全部的感情全部倾注到我身上。后来，我去了纽约。他便把对我的感情转移到我弟弟汤姆身上，可他总管他叫“托马斯”。由于我的原因，弟弟在他心中的地位也跟着提高了，但他同样地很尊敬汤姆，凡是出自汤姆之口的，他都当做是法律和福音。他总是极度认真地负责公司相关的各项业务，虽然这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比如供给凯斯通公司生铁的冶炼炉。在质量、价格等类似的问题上，上校和冶炼炉管理者之间总争论不休。但他从没有向我弟弟埋怨过，点明他在生铁的供应方面谈判中的不当之处。众所周知，价格是净利润，但合约一旦达成，关于净利润的争执便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汤姆只是想知道，“净利润”这个词是什么含义。
“嗯，上校，”我弟弟说，“这就是说，不能够再增加任何东西了。”
“很好，托马斯。”上校答道，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生意场上，同样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有一天帕伯就被布莱德斯瑞特一本关于商业排名的书惹怒了。此前，他并没有读过相关书籍，所以很自然地，他很想知道外界对公司的评价。可是在这本书中，凯斯通桥梁公司的评价却是“BC”，其含义是“信誉很差”。这时候，很难有人阻止他去见律师，要求投诉出版商。然而，当汤姆向他解释说，凯斯通公司之所以会被冠以“BC”的评价，那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贷款，这时他才平静下来。借贷当然不是上校的喜好。有一次，我正要去欧洲，当时很多公司都面临资金短缺，我们周围有几家都已难以为继了。这时他对我说：
“当你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不签任何的单据，县治安官就不能从我们这得到任何东西，是吗？”
“没错，”我说，“他什么都拿不到。”
“那好，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
说到帕伯上校，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同样非同凡响的人物，他就是圣路易斯州的伊兹船长，我们是在造桥的日子里结识的。伊兹船长是一个天才，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总是冒出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尽管时机并不成熟，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他还是喜欢一条道走到黑，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气势。当他的关于圣路易斯桥的计划提交给我们之后，我把它交给了林维尔先生—全美最了解此事的人之一。他跑来找我，十分担心地说：
“如果照这个方案来建这座桥，它根本就站不起来，它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噢，”我说，“伊兹船长正要来，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委婉地把这一点指出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案，别让他走弯路。还有就是，不要跟其他人提及此事。”
林维尔做得很成功。然而在建桥过程中，可怜的帕伯却不能够满足船长的一些特殊需求。起初，他还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业务，因而他对伊兹船长也极为客气，他甚至开始时不叫他伊兹船长，而称他伊兹长官。打招呼的时候也热情地说：
“您好！”
“很高兴见到您。”
可不久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他的问候也不似先前那般热忱了，但仍然是“早上好，伊兹船长”。慢慢地，友好程度一路下降，直到我们惊讶得听到帕伯称他为伊兹先生。到在桥梁快完工的时候，“长官”已经降格为“吉姆·伊兹”。说实话，在工程开始以前，“Jim”之前还要加上一个大“D”以示尊敬，而且毫无疑问，伊兹船长是一个有能力、有魅力，而且风趣幽默的人。但如果不借助科学技术和别人的实践经验，他就无法在密西西比河上架起一座跨度达500英尺的大桥。
在工程完工之后，我还和帕伯在圣路易斯住了几天，以防在我们收到全部工程款之前，有其他人使用这座桥。上校把桥两端的木板抽走，并制订了一个警卫轮班的计划。那时候，他很怀念家，迫切地想回到匹兹堡去。于是，他决定搭夜班车走，这弄得我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才让把他留下来。突然，我想起了他的那个弱点—爱马。我告诉他说，我特别想给我妹妹弄两匹马，听说圣路易斯是著名的好马产地，不知道他是否见过一些出色的马匹？
这一招果然马上奏效。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他见过的马和几个他去过的马场。我问他是否可以多在这里待几天，替我挑马？当然，他肯定要认真观察挑选，并且试骑多次才能决定，这样他就会忙碌起来。如我所料，他买到了一对极好的马匹，可是另一个问题马上又产生了：怎样才能把这两匹马运到匹兹堡去呢？用火车他不放心，而水运也不容易。但或许是神有意眷顾我，世上没有什么事能让他在那两匹马儿平安运走之前就独自坐火车离开。于是，大桥便一直在我们掌握中，帕伯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贺雷修斯”。上校是我所喜欢的最好的一个人，也是最难得的合作伙伴。他做了这么多，应该得到丰厚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