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我认识到做钢铁工业方面的生意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掌握原料以及明确合同中相应条款的目的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成功解决了钢轨问题后，我们很快便开始了新的努力。由于在稳定的生铁供应上遇到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另起高炉，自行生产。于是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在埃斯卡那巴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了这笔生意。和往常一样，改建一座旧高炉所花费的成本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所花费的成本要低，而且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没有什么比购入劣质设备更让我们懊恼的了。
尽管这场交易最初对我们来说好似一场灾难，但后来它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因为当时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精铁与锰铁。在全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第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也是第二个生产精铁的钢厂。当时我们曾不得不从国外高价进口锰铁，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高炉的主管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用自己的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原料并不难找。这个大胆的想法很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产量可以满足全美的需求，产品的价格也由每吨80美元降至每吨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①的矿藏进行勘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并将它们重新加工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别有用途。菲利普斯先生很快就开始着手就收购事宜进行洽谈。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矿主们一直无法对矿产进行有效开发与利用，于是他们同意转让。于是，在高价购买后，我们（和以前一个矿主，年轻有为的戴维斯先生）成为该矿的所有者。该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足以收回成本。这得益于合伙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一切进展十分顺利，从开采开始，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有些公司，总裁若有什么决定，就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是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可如果等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①弗吉尼亚，美国东部一州，经济发达，是美国建国13个州之一。
公司的高炉厂蓬勃发展，新建高炉项目持续不断，产量也是节节攀升。毫无疑问，这期间当然仍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生铁月产量达5000吨之巨。
随着高炉部的设立，公司迈出了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建立稳定的焦炭供应。焦炭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经过详尽的市场调查，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煤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开始，他一路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成功。1882年起，我们收购了弗里克公司一半的股份，而后我们持续增持，最终成了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成功建立铁矿石的持续稳定的供应，那么到时，我们就可以跻身世界钢铁巨头的行列了。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发现曾使我们一度相信我们已经成功地接上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但是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当地铁矿表面上纯度很高，但当我们深入开采后，才发现这种铁矿实际上并无多大利用价值。
于是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委任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进行分析化验，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物标本。但是当地人因为普鲁瑟先生那长相怪异，对他能够分析岩石成分的仪器深表疑虑，并不给予积极协作。最终，我们只好再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去协助他。
一天，普鲁瑟先生送来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一种几乎不含磷、非常适合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矿床位于摩西·汤普森—一个富裕的农场主的宾夕法尼亚中心数千亩美丽的农场上。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因矿石纯度过高，加之冶炼方法的不当，这个矿产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利用，但现在这却成为它的优势所在。
我们在授权可于6个月内随时接手该矿后，马上开始了开采必备的勘查工作。沿着山坡的方向，我们开始画线工作，每线间隔50码，横向画线则间隔一百码。在两线交会处，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当时一共插入了80来根这样的杆子，以便对插杆所在处进行矿物分析。我们要在付清10万美元之前，搞清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结果十分令人满意。表哥劳德—也是我的合伙人，以他杰出的才干将开采成本降至最低，这不但弥补了我们之前的开采损失，甚至还略有盈余。这样，在普鲁瑟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大获全胜，至少扼住了失败的喉咙。原料领域的自主开采使我们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
生意场上总是有得有失，然而失败的代价却往往会是一蹶不振。一天，在匹兹堡，我和菲利普斯先生路过国家信托公司在佩恩街的办公室时，看到在公司窗户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烫金大字：是股东，就有责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审阅公司报表时，发现我们持有几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于是我对亨利说：“如果这是一家我们参股的公司，请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将它卖掉好吗？”他说不用着急，可以再等等。
“不，亨利，帮帮忙，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十分幸运，因为在此后不久，这家银行便因巨额赤字而破产。我的侄子—莫里斯先生，也成为牺牲者之一。市场上一时风声鹤唳，假如我们没有及时卖出那些股份，那么对这家信托公司的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将承担责任。而我们的信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真是九死一生，区区20股股份（价值2000美元），就差点让我们位列受害的股东名单之列，这一教训真是太沉重了。商场中有一条铁律：如果有结余，你可以自由地把钱借给别人，但是绝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责任方的行列中。几千美元的微薄投资，看似鸿毛，却重如泰山。
在不久的将来，钢取代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在凯斯通公司，钢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铁王国的君主将很快被新的钢国王所废黜。1886年，我们准备在埃德加·汤姆逊钢厂附近再新建一个钢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这时，有五六家匹兹堡工业制造商在荷姆斯特修建的几座钢厂，想卖给我们。
这些钢厂早先是由几家厂商组成的财团修建的，钢厂的设计考虑到了众多钢铁制造行业的必要因素。然而，在经历了钢轨制造行业的一段繁荣时期之后，他们决定更改原先计划，动用巨资引进钢轨轧机。但是由于钢厂原先并不是专为此设计的，因此他们并没制造钢轨所必需的冶炼生铁的高炉，其实缺乏稳定的焦炭来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与我们竞争的条件。
收购这些钢厂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我认为，要同他们成功地达成协议，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先与卡耐基兄弟公司合并。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条件，他们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就给他们多少。在此基础上，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签订了协议。之后，我让他们选择是要现金还是股份。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选择了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对于我们的建议，他的合伙人极为满意。本来他们很担心我会趁机压价，但是当我提出按成本价收购后，他们激动得无以言表。
这一交易使我们所有的工厂进行了重组。为了经营荷姆斯特的钢厂，新的卡耐基-菲利普斯公司于1886年组建。威尔森和沃克公司也加入进来，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耐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又建成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特钢厂不生产的某些型号的钢材。这样，我们形成了全方位各式各样型材的生产公司，小至一个小小的线钉，大到直径20英寸的桥梁。这样我们便不太可能涉足其他领域了。
在这里，我很高兴谈及公司在1888～1897年之中的发展情况。在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万美元，在1897年我们的投资超过了这个数目的两倍—4000万美元。我们的钢铁产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吨，后来增长到每天超过6000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后来在数量上增长了3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万吨。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到1897年已拥有4.2万英亩煤田。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如果停止了扩张的脚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那时，要炼出一吨钢，我们就必须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而矿石必须先经由铁路运送100英里，然后再装船从水路运行数百英里，再经过150英里的铁路运到匹兹堡。另外，还需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再通过铁路从5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从150英里之外运来匹兹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以每3镑2美分的价格出售我们的钢材，还不会亏损？这一点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似乎是奇迹，但盈利却是事实。
美国很快由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而成为钢材最为廉价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①的造船所也已经成为我们的长期合作客户，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今，美国生产的钢材价格依然是那么具有竞争力，尽管它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很多。制造行业的劳动力也是最贵的，倘若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像租赁服务一样收获回报，在这里，美国做到了。
在世界市场上，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拥有最大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还低也无所谓。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发展成熟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在英国，我曾有一个词专门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在商场上，它很快就被传播开来。
①贝尔法斯特，位于爱尔兰岛东北部的拉干河口，始建于1888年，是英国在北爱尔兰最大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