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夫人到格莱斯顿伯爵家做客。当时，他对我的《英伦三岛的北美四驾马车》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并邀请我有时间来参观他的新图书馆，到时候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他也可以借此整理一下他的书稿（他从来不允许别人动他的书）。那天，我应约准时来到他家，当时他正在梯子上整理书卷。我在书架之间来回穿梭，偶然间，我发现了一本独特新颖的书籍，于是我冲他喊道：“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一本《丹弗姆林名人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儿时还曾读过其中一些人物故事。”
“哦，再往左边三到四本书，你还会发现另一本丹弗姆林人写的书。”他答道。
我照他说的找了，于是便发现了那本《英伦三岛的北美四驾马车》。
“知道吗？这本书就像麦加①对于穆斯林的意义，贝纳勒斯②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③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而这所有一切都是丹弗姆林对于我的伟大意义。”见我拿起了那本书，伯爵大声对我说。
听到这一席话的片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南方从远处第一次望见丹弗姆林时的感觉。
“你是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当时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还没认识你呢，所以我不可能给你寄书呀。”
①麦加，伊斯兰教圣地，拥有克尔白与禁寺等著名伊斯兰宗教场所。
②贝纳勒斯，印度教宗教圣地，恒河穿流而过。
③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教圣地。
“呃，那时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罗斯伯里曾经跟我谈到了这本书，于是我便派人去拿来一本。书写得很精彩，尤其是书中对丹弗姆林景色的描绘，更是让人感觉身在此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那种感觉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距离这本书出版已有8年了，想起那会儿格莱斯顿先生给予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真是喜不自胜。
就像那些周日里以“《圣经》的朗诵者”自居的虚伪政客们一般，起初我也对格莱斯顿伯爵产生过这样的疑虑，但作为一位久在政坛的老绅士，他应该明白这样做对他拉选票毫无意义。然而当我真正地走近他之后，我发现他是如此的虔诚、忠实，以至于他的日记中也反复体现出了这一点。当他在下议院通过数个小时的努力最终使议员们接受了预算案时，他“明白是神的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他”（见莫莱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就像信仰坚定的人那样，这种信仰必定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也许很难想象上帝会在意并一直关注格莱斯顿的预算案那样一个芝麻粒大点的小事，但是对格莱斯顿来说，这一切正恰恰相反—宗教信仰并非神的直接代言人能替他完成一切工作。
1887年6月，在维多利亚女王加冕50周年庆典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和我约好前往皮卡迪里的沃尔顿与格莱斯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到伯爵。那天，我们坐上马车准备离开酒店，迅速朝目的地进发。但是拥挤的人群使我们不得不在圣詹姆斯大街前便提前下车。所幸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位警察，他在听完我们的一番解释后，将我们最终引到了目的地，但是我们赶到沃尔顿时已是晚上9点，所以我们只是短暂地见了一下，11点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解释说他们刚开始本来能够从海德公园赶到这里的，并且希望仍旧由原路返回卡尔顿特瑞斯的住处。布莱恩和我则思索着再在返回酒店的路上享受一下那处在人山人海中的感觉，于是我们也原路返回了。在经过改革俱乐部的时候，一些声音突然从右边的大楼传来。我对布莱恩说：“你听，这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这不可能，他才和我们分开。”
“这并不重要，识别人的声音有时比看人的长相更准，我敢肯定这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最终，我追上了他，在接近房屋的一侧时，格莱斯顿先生转过身来。恰在此时，我发出了一声闷响，耳语道：“什么会使重力在半夜间突然消失呢？”
格莱斯顿先生这才反应过来，我告诉他是他和同伴说话的声音让我发现了他。
“所以，”我说，“真正的掌权者是半夜出来四处转悠的。”
“小伙子，”格莱斯顿接过我的话，“现在你应该躺在床上。”
我们往回走了几步，最后在那幢房子附近发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伴。我们在一起逗留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不使自己的头和脸从斗篷里露出来。当时已经深夜，而且格莱斯顿先生已近80高龄，但是他依旧像个小孩一样活泼。在得知夫人已安全到家后，他欣然同意与我们共进晚餐。
晚餐中，布莱恩与格莱斯顿的谈话内容主要围绕着英美两国议会的不同之处展开。整个夜晚，格莱斯顿都在反复询问布莱恩担任演说者期间美国众议院的议事规程。而“不受限制的讨论”这一鲜明特点则给格莱斯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席间我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比起其他的英国人来说要广泛得多。我在英国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阿米斯蒂家中，当时他的头脑依旧是那般清晰，精力依旧是那般旺盛，兴趣也依旧是那般广博。那时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无非是美国的钢铁结构建筑。他还就此问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令他困惑的是为什么一幢楼的五、六层要先于三、四层竣工。当然，他最终很满意我对此问题的答复。他真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
莫莱先生（虽然是位勋爵，却仍旧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我的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的投稿就是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晚年，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加紧密，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周日下午通信（有时是长信），彼此间相同的精神共同激励着我们。我们并不是同一类人，有时差异甚至还很大，而我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够取长补短的差异。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而他呢，则比较悲观，在危机前则显得异常谨慎而冷静，有时甚至有点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一片光明，地球是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乐观，对命运充满了感激。而莫莱则很少表现出对事物的狂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决定。他的眼睛总是盯着台面上的斑点。
我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悲观主义者，没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没什么事能让他感到悲伤。在他们获准进入天堂时，天使向他们祝贺。悲观者应道：“哦，天堂是个好地方，但似乎这天堂的光环与我的头并不十分匹配。”
乐观主义者则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进了地狱，魔鬼把他扔在河边时，他想喝一口水，但是水很烫，于是一个老朋友说道：“嗨，吉姆，怎么样？没救了吧，你可真是没救了。”
吉姆答道：“安静点，可能还有更糟的呢！”
“还能糟到哪里？你已经被拖进无底洞了。”
“嘘，安静”—他指指魔鬼—“他可能会让我背他的。”
莫莱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音乐，都着迷于斯基博的早晨，因为在那儿能够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贝尔福都很喜欢宗教剧，曾记得他们一起去水晶宫看宗教剧。他们是那么相像：明智而富有哲学头脑，甚至与哲学家的水平相仿。但亚瑟·贝尔福最近的作品却变得有点投机—这事儿永远不可能发生在莫莱身上。他总是那么脚踏实地，他的作品也总是那么纯粹、一尘不染。对莫莱来说在森林里迷路并不危险，因为他总是会找到出路。
莫莱最近在世界编辑大会上发表了一些惊人言论。在会上，他说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与改革上，伯恩斯的几行诗比当下的数以百万计的社论要管用。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汤姆·佩因的《人的权利》曾对此有所提及。
这次演讲后，我们曾就此进行过讨论。当时我提到了他对伯恩斯的赞美以及演讲中所引用的那几句诗。当时他说他没有必要告诉我那几句诗。
“当然，”我说，“我已经把它们背下来了。”
紧接着，在为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雕像举行揭幕仪式的现场，我又吟诵了那几句诗，莫莱证实了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说来奇怪，几年前，我与莫莱都曾获得蒙特罗斯市的荣誉市民称号。
1904年，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莫莱终于踏上了新大陆，开始了美国之旅。在我的陪同下，他访遍了大半个美国，认识了诸多名流之士。有一天，参议员伊莱休·鲁特到我家做客，莫莱与他相谈甚欢。议员走后，莫莱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说他是他目前所见过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莱休·鲁特学识渊博，对公众事务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却十分谦逊。
之后莫莱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两人相处非常愉快。后来莫莱评论道：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一对伟大的奇迹—这便是聪明而真实的生活，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履行责任，完成未尽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