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长短句》的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延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稼轩长短句》正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集。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著，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稼轩长短句》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消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扭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撷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到好处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佚名）
隐逸闲适背后的痛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主题，《稼轩长短句》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辛弃疾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12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此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诩、绝不甘沉默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淡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佚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5月11日生于历城（今山东济南）。他比陆游小15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于女真人之手。父亲早逝，他由祖父抚养。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在金人统治的北方长大的辛弃疾较少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1140~1207）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大举南侵，后方汉人不堪金人严苛压榨，奋起反抗。22岁的辛弃疾聚集了2000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爆发矛盾，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归来途中，他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50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他的仕宦生涯，这时他23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在当时深受称赞，广为传诵。但朝廷反应冷淡，只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表现出色，但内心却越发感到压抑痛苦。
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官场立足。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一带湖边修建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42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20年间，除了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64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这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一些谏官的攻击使他又一次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最终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辛派词人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他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和洲乌江人，著有《于湖居士长短句》，存词224首。他的气质与苏轼近似，同属于天才型的诗人，作诗填词也都以苏轼为典范。一方面他学苏词的“豪”，以“诗人之句法”抒壮志豪情；另一方面则学苏轼的“放”，并兼融李白诗的浪漫精神，以自在如神之笔表现超迈凌云之气和潇洒出尘之姿。
比辛弃疾年长15岁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是辛派的中坚人物。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有《放翁词》，收词130首。与辛弃疾将平生创作精力贯注于词相反，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因此，他成为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他词风多样，悲壮之词似稼轩，其豪放之词似东坡，其闲适疏淡之词似朱敦儒，有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
女神
郭沫若（中国·现代1892-1978）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闻一多
两条大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汇聚在他名字里，天府之国的灵山秀水、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滋养和培育出一位20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奇才——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这决定他必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杀的人物。邓小平同志曾说，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在郭沫若死后的数十年里，很多学者对他晚年的表现颇有微词，大有攻之而后快的势头。但瑕不掩瑜，纵然这位文化巨匠晚年失节，有千般错误，但他在文学、学术等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始终闪烁着难以掩盖的光芒。直到今天，仍有无数的人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上演他的戏剧。在20世纪中国史上，他是浓重而不可少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