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曼内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徐人望）
阅读狄更斯
80多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提到当年英国读者中有一种误解：有人在读莎士比亚，有人在读司各特，奇怪的是我们很少碰到这种时刻：有人在读狄更斯。
同样的误解也发生在30年前的中国读者中。在封闭了几十年后，有外国文学学者访问英国，回来告诉国人说：狄更斯已经死了。这话在当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此前我们能够读到的英国文学，只有马克思肯定过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等，对20世纪以来的作家知之甚少。
英国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读狄更斯，我不清楚。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世纪80年代曾去伦敦住过一个月，白天足不出户，在公寓里写他的小说，晚上有时去看场电影或去听音乐会。他去看了狄更斯小说《小杜丽》改编的电影，发现观众很多是亲子档，“英国人大概是把这当做一种成长必要的仪式般，让小孩去看狄更斯的电影，而且看完后可能又好好地把原作拿给小孩读。可见英国人和狄更斯的文学之间，就像这样俨然拥有如此顽强的长期关系”。我敢说，这位日本作家的观察要比我们的专家所发现的要准确些。
三年前我去伦敦时，有位英国朋友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我说，可能是从小读狄更斯的缘故吧。那位英国朋友说：“你读了狄更斯，怎么还会喜欢英国？”确实，狄更斯笔下的英国“充满了各种各样冲突和不和谐、怪癖、压抑”，他笔下的伦敦更是道路泥泞、雾气弥漫，充斥着阴暗、肮脏、疾病、残忍、腐化、精神异常……但与此同时，他创造了最善良、朴实、幽默、充满生命力的人物，即使在艰难时刻的荒凉山庄，狄更斯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就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密考伯先生。在伦敦狄更斯故居里，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参观者的留言，一位荷兰游客在留言簿中写道：“对有史以来最伟大作家的朝圣。”一个美国人说：“这下我必须读完所有他的作品。”
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读狄更斯，这次是《双城记》，读得兴趣盎然，妙趣横生，但读完却发现书尾有我自己的笔迹：十年前就已经读过。狄更斯是值得反复阅读的。（柳叶）
伟大的文化总是在激荡中生成的
狄更斯被称为伟大的英国写实主义作家。他早年生活非常穷困，并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完全靠自修习得学问。不过，这种困苦的生活，使他能够与最下层的社会接触，则是他后来把这种经验写进他的小说里的好机会，作家的生活经验的确是他的灵感的最佳土壤。
《双城记》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小说。透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再现了19世纪初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政治风暴和历史风貌。小说里描写了贵族如何败坏、如何残害百姓，人民心中积压了对贵族的刻骨仇恨，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国大革命。全书的巧妙之处可以分两点来说：情节结构、人物刻画。
情节结构方面，如果理性地看整体故事情节，其实安排得有些夸大和巧合，然而因为狄更斯的处理技巧十分高明，因此读者也就不会发现其中值得质疑的地方，而是陶醉在那引人入胜的情节中，随着故事的发展节奏而起伏激荡，仿佛此事是发生在己身，有着无比的真实感和感动。
人物刻画方面，十分生动而准确地表现出每个人物的特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故事情节格外地具有说服力。例如德伐日的热心、德伐日夫人就相对地显得冷漠，罗瑞先生忠实认真的态度，露西的坚强和卡尔顿的智慧与勇敢，都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地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发挥了巧妙的功能，让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地发展下去，又不失真实感，从这些人物上，处处可见作者精心独到的刻画天才。
本书以文学的方法呈现出一个伟大而动荡的时代。贵族与教会的横征暴敛、奢侈荒诞，而相对于此的，是农民和一般下层人民的生活困苦、备受压迫。于是，在人民的忍耐到达极限后，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无数民众的怨气的爆发。“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理想，人人皆怀抱着伟大的抱负，以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对自由无比的渴望，为期待一个全新时代的降临而激昂雀跃。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它所带来的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以及随之而至的恐怖统治，让民众陷入了恐慌、惶惑及黑暗。一时之间，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全混杂在这难分难解的时代，也混杂在千千万万的人心中。这种强烈的对比恰与《双城记》这个书名形成了呼应。假如以此种角度来看，“双城”除了在实际故事中指伦敦与巴黎，又何尝不是指这一个混杂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及许许多多原本对立分明的事物的城市呢？
在真实的人生中，我们也常遇见这样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刻。然而历史证明，伟大的文化总是在激荡中生成的，是数不清的血汗交织成的。我们只要怀抱着那股进取的勇气，相信人人都能挣出自己的一片天，证明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佚名）
查尔斯·狄更斯于1812年2月7日出生在兰德波特的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家境一直较为困窘。狄更斯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他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狄更斯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
19世纪30年代初，狄更斯以“波兹”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描写伦敦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和各种人物的特写，后收集为《波兹特写集》（1836年）。这些作品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更坚定了狄更斯的信心，决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7年）以画配字的形式出版，并使他一举成名。从此摆脱了贫困的生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他写新戏，演老戏，四处旅行，结交新的朋友，创作新的小说，在英国和美国的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他买下了盖兹山大厦，住进了父亲在童年时曾对他描述过的那座“宫殿”。他在那里接待了更多的宾朋好友，但和妻子的矛盾却开始激化，在他们结婚22年之后终于分居。
狄更斯对自己的写作有充分的自信，1869年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恳请我的朋友们绝不要为我建立纪念碑、纪念堂或设立奖金，我的作品将足以使我的同胞记得我”，他还强烈要求“把我的丧事办得简单、朴素，不事声张，不要宣布下葬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年，也就是1870年6月8日，狄更斯疲倦地合上了双眼。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纵观自己一生丰厚的著述，狄更斯最满意的作品是写于1859年的《双城记》，也许《双城记》充分地表明了狄更斯恪守终生的信念：世上确有历尽磨难而依然傲然不屈的人。
狄更斯的其他作品包括《奥列佛·退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年），讲述了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老古玩店》（1841年）描写了小资产者屈兰特老汉从古玩店老板到乡村流浪者的悲惨命运；进入40年代，他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年）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年）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自传体作品；接下来的《荒凉山庄》（1853年）、《艰难时世》（1854年）与《小杜丽》（1857年）则更见阴郁；《远大前程》（1861年）又译为《孤星血泪》，是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小说；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年）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为英国社会的象征。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酗酒的牧师等。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
《雾都孤儿》讲述了孤儿奥列佛·退斯特的经历，他出生在济贫院，曾经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不慎陷入贼窟之中。他历尽艰险，却一直保持着善良的秉性，得到老绅士布朗劳先生的保护，最终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和亲人。这部小说的题材和结构紧凑而集中，描述了济贫院、贫民区的生活，对教区小吏等反面人物作了漫画式的讽刺，深受各国青少年的喜爱。
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具有自传的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中心故事以及支线故事，构成了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生活图卷，触及人的命运、前途、爱情、婚姻以及教育、法律、政治等许多社会重大问题。狄更斯曾经说：“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