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记者还需要熟练掌握用外语写稿的能力，对中国记者而言，这是一个不断长进的过程。在国际场合，我们面临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外通社的竞争，这些世界通讯社普遍雇佣以英语为母语的记者，语言优势明显。中国记者要成为一名外语新闻的“写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写——不断地写，用心地写，直至熟而生巧，运用自如。
写作是记者新闻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新闻采集则是这个流程中更富挑战、重要的一环。新闻事件发生后，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记者与普通受众根本的区别在于，受众只需相对被动地接受信息，记者则需要主动接近事件发生地、搜集信息，并有效传达出去。受自然、社会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记者采集信息的过程，很多时候意味着困难、风险，甚至人身、生命的伤害，危险最大者非战地记者莫属，随是他们赢得尊敬的重要原因。
欧美国家的新闻教育中，非常注重记者新闻采集能力的培训，为这是方法、技巧和新闻敏感综合而成的能力。而在我的印象中，香港记者“抓”新闻的能力令人赞赏。香港面积不大，人口约700万，媒体众多，竞争非常激烈，记者走出报社、电视台时心里明白，必须找到“猎物”，否则回去交不了差。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记者的潜能被无限激发，他们善于动用一些社会资源打探新闻线索，在遇到新闻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他们积极大胆地提问、拍照，有时候为了“蹲新闻”，他们忍饥耐暑，夜以继日。
驻外记者要有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力。他们经常面临人生地不熟，缺少新闻渠道的难题。拓展“社会关系”是驻外记者每到一地的首要任务。我在香港的时候，曾做过有关内地与香港教育学术交流的报道，但苦于手头没有任何相关的联系，我便用最笨的办法，从互联网上查到香港八所公立大学的公关部的电话，随后几天，我连续给这些部门拨电话，同对方谈我的想法，确定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然后一趟趟地往这些学校跑，同媒体负责人见面、聊谈。渐渐地，同大学的联系建立起来。我发现，香港的大学是重要的新闻源，很多科研成果出自大学的科研机构，大学里的学术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香港同内地院校间的交流频繁活跃，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内容。此后两年，我不断穿梭于香港的大学之间，捕捉各种活动和信息，采写了不少生动有趣的新闻，也同不少校长、专家、学者和教师结下深厚的友谊。
做记者，要让自己敏感起来。我的一位同仁曾说：任何让我们五官感到“不对劲”的事情，可能就蕴藏着新闻。很多新闻事件发生前后，会引发各种相关迹象，容易被人忽略，但敏感的记者会多一份好奇，多一些探究，也因此往往发现新闻。在香港，在新西兰，突发事件不很多。但以我的经验，突发事件的发生，正在于突然，此，记者须时刻预备新闻的发生。
2003年7月10日，香港。早晨7点醒来，像往常一样，我习性打开电视，猛然发现新闻频道出现滚动字幕：双层巴士冲出大桥，急救人员赶往现场。可能是一场严重车祸！我立即电话联系值班副总编，随后赶到编辑室，接着电话联系警方和救援部门，同时关注电视报道。几分钟后，得到确定消息：车祸造成人员伤亡，人数暂时不详。这时候，值班编辑和另外一名记者赶来，相互配合之下，新华社中英文快讯很快发出。不久，新华社文字和摄影记者赶往现场，此后，滚动消息不断从新华社香港编辑部播发出去。21人死亡，20人受伤。这是香港历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严重车祸。新华社对车祸的报道远远先于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这时效的赢得，只在于醒来之后习惯性地打开电视。
2005年9月17日，新西兰举行大选，工党以微弱优势获胜，但反对党国家党拒绝败选，两党引发组阁之争，形势扑朔迷离。这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地跟工党领袖海伦·克拉克的新闻秘书通电话，但这位尽责的拉森女士总是说：没有什么新闻，没有记者会。10月17日，我正在街上采访，拉森女士突然来电话，称20分钟后，克拉克要开新闻会。驱车赶到议会，新闻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气氛不同往常。我凑到拉森女士身边，这位一贯考虑周到的新闻官只简单地说了句：会有新闻。根据平日对选情的判断，我基本断定：经过整整一个月的选后争斗，克拉克当天要宣布组阁。我赶紧走出新闻室，拨通新华社香港亚太总分社电话，向编辑预报了我的判断，请他们做快讯准备。果然，几分钟后，克拉克来到新闻室，宣布组建一届工党政府。与此同时，我的电话拨往香港，新华社的快讯随之发出。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为竞争时效，作为新闻采集流程最前沿的记者，必须随时随地处于待发状态，全面打开自己的感官系统，接收、判断、分析，然后采集信息，快速发出新闻——记者不休息。
记得2003年冬天在香港，新年将至，喜气洋洋。12月30日晚，忽有消息：新华社办公楼附近的养和医院里匆匆赶过去很多艺人，想到歌星梅艳芳最近在那医院住院，我们猜测可能同她有关。分社的摄影记者立即拿起相机赶往养和医院。稍后当地有线电视出现画面，消息指梅艳芳可能病危。但是，一个月来有关梅艳芳的报道都说，她尽管身患癌症，但积极抗病，状态不错。到夜里12点，值班编辑准备下班，当天截稿的时间也到了。但大家都同意再等等，看看会有什么发生。不久，消息从现场传来：梅艳芳病逝。记者编辑立即播发新闻，摄影记者也赶着回来，发送现场图片。翌日，内地媒体都及时接到了新华社有关梅艳芳离世的及时全面报道。随后几天，微雨寒风的香港处处回响梅艳芳的老歌，人们在浓重的怀旧气氛中迎接新的一年。
二、异域文化的“采集员”
国际记者在驻在国普遍遇到的问题，是饮食的不惯、语言的陌生、社会关系的单调，以及对当地情况的不熟悉，这些问题归结到本质上，是文化的隔阂。如何消除隔阂，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吸收异域文化，是国际记者的一个终生挑战。
回归这些年，香港变化很大。比如在语言交流上，十年前，很多港人不会普通话，到我驻站，出去采访的时候，遇到的港人基本都能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交谈。这大大便利了我的采访，但也导致我的懒惰，直至离开香港，只能听懂粤语，却张不开口。等我到新西兰，发现很多华人移民都来自粤、港，粤语是不少华人的第二语言。这令我很后悔，当初没有用心练习粤语。
在香港，有很多在我当初看来的“异象”：港人喜欢观看赛马，每到周末，跑马地开赛，总是人头攒动，我跑去看了几次，却感觉无趣；港人无论老少，口不离演艺明星，对八卦新闻津津乐道；香港的商场店铺向内地游客大开其门，港人却潮流般涌向内地吃喝购物；香港人心性平和，彬彬有礼，这几年却心浮气躁热衷游行；香港人挣钱不易，但不少市民甘居斗室，却要省钱上饭馆，出门看世界……凡此种种，无论怎样评价，却是香港人的生活现状，是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新闻，蕴蓄其中，活跃其间。要做好报道，就须尽心观察这独特的文化，寻根顺脉，融合其中，寻找线索，发现新闻。
相形之下，新西兰的文化同欧洲相通，属于西方文化。初来此地，我花了很大气力拓展人际，建立新闻线索的网络，小有成效，也感触良多。2005年9月，新西兰举行三年一度的议会选举。初来乍到，我开始追踪相关民意测验和工党、国家党两大党的竞选宣传。
选举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态的一条主线。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格局不同，选举方式迥异，选举文化细微、复杂。就新西兰而言，在过去几年工党政府管理下，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女总理海伦·克拉克享有很高声誉。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领先反对党国家党十多个百分点。然而，到4月工党宣布审慎财政政策，拒绝减税，引起选民不满，国家党乘势迎合民众减税呼声，夺取舆论制高点。到临近大选，两党民意旗鼓相当，选情扑朔迷离。最终的选举，工党以微弱获胜，但新西兰采取的混合比例选举制度，令国家党也有组阁机会。
相持整整一个月，工党最终艰难组阁。整个选举过程，新西兰各政党围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纵横捭阖，上演了一幕大戏，这对于一个外国的记者而言，要进行准确报道，必须了解新西兰的政党政治、经济状态，民意走向，根本而言之，是要努力地理解新西兰的政治文化。
新西兰人喜爱运动，橄榄球在这里如同中国的乒乓球，是人人喜爱的一种运动。每逢周末，各地举行橄榄球赛，人们涌进酒馆，一边喝酒，一边看球。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谈及橄榄球。这是一种非常本地化的文化。然而对于一个外国记者，要懂并且喜欢这样一种此前甚少关心的运动，自然不是易事。新西兰盛产葡萄酒，任何场合，都有酒相伴，人们品味着不同品牌和口味的葡萄酒谈天、说笑，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有什么活动，全在聊天之中。
新西兰人有很重的方言和口音，牧民、学生和官员，喜好各有不同，新西兰的文明历史很短，但很独特，风俗习惯同欧洲尤其英国丝丝相连，但百多年的演化，又形成了新西兰本地的特色。新西兰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走在首都惠灵顿的“古巴街”上，随处可见不同肤色、服装的人们，公民普遍相处和睦，也存有种族和宗教的误解和分歧……凡此种种，对一个外国记者而言，既是理念上的新奇，更是文化上的碰撞。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不习惯的风俗和文化？
不久前离任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陈明明先生是我在新西兰的一个忘年之交，在生活工作上给我很多帮助。他当年给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外语功底了得，也深谙西方文化。返国前，陈大使参加各类华人社团送别会，每每对华人华侨说：希望更多华人融入新西兰主流社会。
何以融入主流社会？根本在于融通主流文化。对于远渡重洋到新的国度展开新生活的华人而言，融通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是最大的挑战，对一名国际记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融通主流文化，并非不究其味，一律食之。不过，就我自身的体会，国际新闻记者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不是文化批判，而是文化吸纳，文化融入。只在经历文化融入之后，才有资格筛选和批判。
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始于跨出国门之后，对于一个国际新闻记者，甚而一个现代人而言，这是一生必行的文化之旅。
三、新闻操守的“守望者”
1998年12月，美英向伊拉克发动“沙漠之狐”行动，战事激烈，引发全球关注。当时我还是国际新闻的在读研究生，每天追踪着最前线传来的新闻，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情绪激动，内心澎湃，渴望有一天，也能够前赴沙场，做一名战地记者。我们确信，那才是做国际记者的最高境界。然而，走上工作岗位，我一次次同战乱擦肩而过，至今没能走向战场，也罕有惊心动魄的报道经历。不过，相对“平淡”的新闻工作，迫使我更深入、多层面地考虑记者的操守和素养。
新闻传播中，记者是最接近事件的一群人。这些事件，有喜有忧，有善有恶，有生有死，这些事件的传播，将产生不同的社会反响，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整个世界。记者受到民众的尊重，不光因为他们常常顶着风险，站在事件的最近处，更因为他们手中的笔和镜头，传达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然而，真实的传达，从来是记者最艰难的选择。
记者首先要尽力全速接近现场采集新闻事实。部分时候，报道动态突发事件，接近现场意味着体力的巨大付出，同时要求记者动用各类新闻采写技能和社会资源，排除种种困难，在第一时间抵达偏远的、有阻碍的、有危险的、不明确的、稍纵即逝的现场，捕捉新闻事实。这一过程并不反映在新闻报道中，因而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然而，这一过程却是记者采集新闻的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记者艰辛工作的关键部分，需要记者不畏艰苦、敢于探求、善于调查、勇于付出。
新闻从事件发生地传播到大众领域，做到尽量准确、不失真，这也是对记者的考验。很多事件是负面的、对一些利益人群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这样，事件发生后，记者不仅在进入现场时会遇到阻隔，在发布新闻的过程中也可能遇到拦挡，有时会遇到利益的交换，也可能遇到安全的威胁。在传播环境还不透明的地方，上述情况对记者工作的影响巨大。这时候，真实地传播新闻已经上升到记者道德、操守和责任、正义感的衡量领域。只有合格的记者才能够做到不为利益诱惑、不为危险所挟，只唯信，只求真。
我经常同一些同仁朋友谈论这样一个问题：激情与操守，对记者而言，哪个更重要。一位记者说，他从事新闻行业，就渴望前往战乱地区、重大事件现场，不畏一切困难和艰险，站在新闻事件的最前沿。要做到这一点，记者必须激情。
是的，激情能够产生能量，催发能力，升华人格，令记者做出精彩的新闻。不过，这些年记者经历，我更感到，新闻操守更是对记者的本质要求。激情能催发精彩的新闻，操守则能够保证真实的新闻，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就新闻而言，真实的原则高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