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1911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曾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千事等职。19儿年留学回国途中徒步在云南、贵州、湖南、江苏等省考察地质地理。以后又多次在西南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1913年与翁文灏、章鸿钊共同创建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于1919年建立了五通山石英岩等地层单位，1931年建立了丰宁系地层剖面，1929年他将中国造山运动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期三大构造阶段。此外他对铜、锰、铁、煤、锡等矿床资源的开发也有卓越的贡献。30年代时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了《中国分省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著有《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丰宁系的分层》和《中国造山运动》等。
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
A是一个生长中国的外国人。我与他认识了十多年；近来因为他回国去了，许多时没有看见他。前天在火车里头。忽然遇见他。寒暄了几句，就谈起政治来。
A：我回来了一个多月，很想找你谈谈，总见不着你。后来听说你离开了北京去做买卖。我还不相信：因为你在北京办事也还顺手，也还有成绩，以为你必不肯舍去了的。难道你当真不愿意再做官吗？
我叹了一口气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总主张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一来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来官也太难做，好人都学不会；三来许多好人做了官就变坏了。眼看见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坏一天，况且一心要做好官，不肯弄钱，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旧是毫无积蓄。到如今薪水常常发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才有一种觉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见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命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地基的，所以才改行出来做买卖。
A：你这番话自然是真的，我们也很原谅你。但是我倒要请教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得清明了吗？
我：政治清明，谈何容易！这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大患，是失业的太多，知识太缺乏。平民政治的根本，丝毫没有。要培植这种根本，一方面是要兴办实业，一方面是要提倡教育。实业教育有了成绩，方才可以希望政治真正清明。我做买卖固然与政治直接无关，然而间接的可以养活许多人——养活了我自己，使得社会上少了几个寄生虫，或者也是尽我国民义务的一种方法。
A：呵呀！怎么你也会钻到了这种太极圈里面去！近两年来这种说话，我听得不耐烦了。教育实业不发达，政治不会清明；政治不清明，教育实业会得发达吗？教育的情形，我不甚晓得。要从表面看起来，教职员索薪，学生罢课，也决不是教育发达的气象。我是做买卖的人，实业的情形我可是很知道的。我看中国有一班人趁欧战的机会，发了一点小财，就自己以为是实业家，而且以为实业是可以离政治而独立的。试问你们现在配得上叫做实业的，有几种什么实业？就是把银行也算在实业里头，新式组织的买卖，银行以外，只有煤矿，纱厂，面粉厂三种。哪一种现在是站的住的？煤矿全靠运输：去年奉直战争的结果，京奉京汉京绥三条路的车，不是扣在关内，就是扣在关外，连中英合办的开滦都要没有红利；天津的红煤卖到十八块钱一吨，还没有地方可买；用煤的人叫苦连天，销煤的人束手无策。再胡闹两三年，这些煤矿，不一个个要破产么？面粉厂纱厂，说起来更是可怜的了。出麦子的地方，种了鸦片烟，或是遭了土匪，麦子出得少了，价钱也贵了，十个厂有五个不能开工，开工的也是亏本。纱厂受的害也是一样。加之棉花还要出口：花价越大，纱厂越没有利钱。况且面粉厂纱厂也都要靠运输的。去年奉直战争的时候，大一点的厂哪一家没有存起几万包面，几万箱纱？一个公司压死了一二百万块钱的货，不能流通，不是关门，就是借债。今年若是再有战争，怕他们不破产么？这种事业，根本在农业，命脉在交通。这几年的旱灾，水患，匪乱，哪一件不是可以由行政上设法免去的？有了好政府，交通的发达怕不是一日千里么？我看欧战后的一种机会已经完全过去了；现在本来是实业恐慌的时代，然而若是政治有办法，这种恐慌，是不久就可以过去的。现在有知识财产的人，不去想法子廓清政治，反要来添设工厂。工厂越多，销路越滞，破产的日子越快。况且几个大的银行，都与政治有连带的关系，政治没法子解决，这几年辛辛苦苦聚集起来几个钱，都要变成废纸，还有什么实业可说呢？
我默然了半晌，勉强答道：政治不能放弃的我也很知道的。所以近来做买卖之外，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
A：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
我：你这话固然是不错，然而拿全力去干政治，不是容易实行的。我觉得近十年来我们中国的政治，就是坏在了一班没有职业的政客手上。他们以政治为饭碗，所以越弄越糟。我们想先吃定了一碗饭，然后投身政治，庶几乎可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不受饭碗的影响。
A：无职业的政客，是世界通行的寄生虫，不但是你们中国有的。但是你的计划，只可以在太平时代实行，当这种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你不来救国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饭碗，做近世国民的不是应该如此的！况且你的饭碗也没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你说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地位，未免太悲观了。
我们的大患是在不统一，不统一所以不能裁兵，不能裁兵所以财政紊乱，然而根本讲起来，财政并不是没有办法。目前国家的四分五裂自然是无从讳言，不过这种四分五裂，是中国历史上常有的事：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我们从前所最怕的是敌国外患。自从第一次革命到如今，大家不肯破坏到底，不敢提倡彻底的革命，却是有一种迷信：以为秩序一乱，外国人一定要来干涉，所以凡事都是迁就敷衍，调停退让。近两年来我觉得这种惧外的观念是错误的。张作霖强占了京奉铁路的一段，英国人何尝有法子赶他？外债到期没有下落的以万万计，我们的债主何尝能强迫我们还债？国际的政策到如今是成功了一种互相牵制的形势，一时决不能来积极干预我们的内政。
只要没有外患，我们有了时间来奋斗，来竞争，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乱而治。所以我个人对于目前的中国，虽然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立时统一，对于将来的中国，倒是很乐观的。
A：你这种话是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不是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说的！由历史上说起来，目前的混乱，不过是中华国民做的一场噩梦，梦总是有醒的时候。但是做国民的义务，不是在冥想可能的将来，是要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现在。不然，波兰亡国的时候，他的国民也只要冥想一千九百十九年波兰会得复兴，不必去抵抗普奥俄三国的征服了。这种历史观是你们中国人的长处，也就是你们中国人的短处。一个国家弄得土匪遍地，政府号令不出国门，军阀割据，贿赂公行，内外债没有着落，上下人无法生存，就是没有敌国外患，有知识的国民难道还可以放弃他们的义务，说没有到危急存亡的时候，可以不必着急么？况且你所说的国际形势，是似是而非的。你们从前的怕外国人原是没有道理，但是现在的不怕外国人也是没有眼光。照近两年来的国际形势看起来，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似乎比欧战以前是要好些，但是这也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经过大战争的国民自然厌恶战争：宁可暂时牺牲相当的利益，不肯出头发难，担负干涉中国的责任，然而这种观念列强本来不是一致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眼见中国有知识的人缩头藏尾，不肯出来奋斗，政治上无一线的光明，自然有人出来提议积极干预，共同干预做不到，就会有单独行动。干预的困难是经济同军事的担负太大，怕有得不偿失的结果，所以人人不敢轻举，然而近来已经有人提议，用中国自己的人，自己的钱，来监督中国。你看见上月英国《圆桌》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吗？做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很熟悉中国的内情，通篇没有一句不符事实的话。最后他说，要希望中国自动的整理债务，破除军阀，恐怕没有那门一回事；最好各国分头占据现有的几条铁路，就用铁路的收入来组织护路队；用中国人当路警，外国人当警官，不久就可以太平。你自然知《圆桌》杂志是英国阴谋政治家的机关报，要算英国政治上最有实力的言论机关。这种文章登在这种杂志上，不很可以使得人注意么？用中国人来征服中国人，不是新主意，但是用铁路来征服中国，却是一种可以实行的毒计。你要明白，我不是赞成这种计划的外国人，而且不是劝你们怕外国人的人，然而有知识的人放弃他们的义务，听军阀土匪胡闹，无论外国人干预不干预，却是你们极大的耻辱，却是延长你们人民的痛苦，我以为有计划的革命不怕外国人干预，没有革命的计划，外国人的干预，怕是逃不了的。
我不禁点点头道：你这番话很有道理。
A：我最不懂的是你们哪儿来的这样耐性！有知识的人如何肯听一班无知识人来支配他们，宰割他们，连一点儿严重的抵抗也没有，真是令人费解！
我：你这话我们可不能完全承认。你难道没有看见学生运动吗？
A：你提起学生运动来，我更有话要问你了！政治运动岂是可以交付给未出学校的青年的？世界上的革命学生加入的，只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奥的暴动，然而那时候指挥学生的却是学堂的教习。你们的学生运动是什么人的主动，我是不晓得的，然而学校的教习却是完全取一种旁观的态度。
前几天学生向参议院请愿，我是个在场的证人。当警察用皮带子赶打学生的时候，有几个看热闹的中年以上的人，吓得脸都青了，跑得比学生还快。
只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学生，骑了自行车，在那里散布传单，倒还有点子丈夫气。这就譬如一家人家上了强盗，或是失了火，所有的壮丁都藏了起来，把救火，打强盗，这种大事都交给十几岁的孩子手里，岂非是怪事？而且你们的学生运动也是最特别。挨打受伤的学生都是向人家请愿去的。为请愿而受辱，未免太不值得了！不是我替英国人吹牛。我们国家若是有了重大的运动，有知识的国民，老的少的，无有不加入的。你只要看欧战发生的时候，英国人争先恐后去当兵，是何等爱国，何等勇敢！现在你们国家的危险，比英国加入战争的时候，大小如何，何以人心竞丝毫没有感觉呢？无怪布兰特一类的人骂你们麻木了。
我：我们中国人不容易感觉，不容易集合做政治运动，我是承认的。但是近几年来麻木，实在是一种反动。当满清末年，一班有志志士恨满政府腐败，秘密结合起来，做革命运动，何尝没有牺牲的精神，慷慨的气节？广东的将军，安徽的巡抚，北京的军谘使，都是炸弹炸死的；摄政王，袁世凯，同出洋的五大臣都也曾受过虚惊；广州的黄花岗至今还有牺牲的纪念。当日人心不能说不激昂，流血的也不全是未出学堂门的学生，何以到如今竟没有人出头来牺牲，来奋斗呢？你要知道，当辛亥革命以前，人人心里头有一种公共的目标：第一是“排满”，第二是“平民政治”；以为满人倒了，政体改为共和，天下就太平了。对于这两件事有一种绝对的信仰，大家才肯牺牲，才肯流血。这十一年来的经验，把这种信仰完全打破了。满人倒了，起来代他的同他一样坏；政体还没有变得全，代议政治已经完全破了产。大家没有了信仰，四顾彷徨，不知道如何中国才弄得好。要牺牲，为的什么？要奋斗，为的什么？谁也答不出来！始而是失望，继而是消极，消极的结果便是麻木。譬如欧战初起的时候，“救比利时”，“抵御强暴”，“巩固世界的平民政治”，都是激发人心的好目标。到如今停战已经四年，和平仍然无望，不要说从前所唱的高调了。要是英国人现在要替旁人战争，我可以断定奋勇从军的人万不能如一千九百十四五年那时踊跃，这也是从失望而消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