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入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1925年11月28日、29日，北平学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时在北大任教的林语堂也走上街头，拿着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林曾为圣约翰大学的垒球投掷手，在搏斗中，林的投掷技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投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好几个军警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林也被别人打中眉头，流血不止，从此留下了终生的伤疤。林每当提及此事时，总是眉飞色舞，自豪不已：“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我于是也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球技术了。”孟孔武撰《幽默诗人》，其中有一节杜撰林语堂死后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孔子说：“我是《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道：“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有一次，郁达夫和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侍者过来收费，郁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朋友非常诧异，问郁：“为何钱藏在鞋子里呀？”郁笑答：“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一下它！”赵适抟在西南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第一堂课上宣布道：“本学期打算点名三次：第一次不到，假定你去了重庆；第二次不到，假定你去了桂林；三次不到，便假定你已到了滇缅公路。”金岳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但是过得怡然自乐。家中有一男佣，专门给金做饭。金养了一群大公鸡，没有一只母鸡。其中有一只很大的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在一个桌子吃饭。金还喜蟋蟀，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有一大箩。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到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金岳霖满身“童趣”。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闲暇时便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与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金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经80岁，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昆明，人们便要常常“跑警报”。这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入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1934．年，范文澜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范文澜出狱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千家驹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然后先去了游击区，再到了延安，参加“五一”游行时，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五一”游行，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个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范文澜常给人说起他年轻时期的“荒唐”事，比如一次能喝五斤老酒，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丢了，他就爬窗子进去，爬了有两年之久。1936年，在一次吃饭时，范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据范文澜回忆，当年他在北大做学生时，住在景山东街北大西斋宿舍，一排排的平房，中间隔成小间，彼此不隔音。他经常读书到深夜，隔壁的同学却常在夜间打麻将，使他不胜干扰。他有时忍耐不住，便敲敲墙壁，说：“喂！喂！天不早了，该睡了。”对方却回答说：“快了，快了，再有四圈就完了。”俞平伯被下放到“干校”时，因为爱吃虾，一次去赶集，问卖虾人：“这虾怎么卖？”卖虾人告诉他一毛五一斤。他不懂行情，还以为是一毛五一对，就买了十对，却付了十斤的钱。此事也就不胫而走，流传开来。后来老乡们渐渐知道，俞是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大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于是不断有入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头探脑，想看看毛主席批判的入是什么样子。为了减少打搅，俞买了好多黍杆，用绳子在房子周围筑成篱笆。不料第二天一早，篱笆消失了，地上却渣滓狼藉。原来他买的是甜黍杆，被老乡吃掉了。又有一次，干校因老乡经常偷粪，派俞去看守厕所。他便端了只凳子，坐在厕所对面的墙脚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远远地看着。眼见老乡们在他眼皮底下公然进厕所，一担担地往外挑粪，而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有看见。
俞平伯晚年记忆力有所下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我昨天看到一副对联，好极了。”学生问：“上联是什么？”俞答：“上联，忘了。”学生又问：“下联呢？”俞再答：“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就记住这么一个字。”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邓广铭在临终前的病榻上，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气急败坏地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冯定是北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学识渊博，遇事也极为镇定。据传，曾有一个小偷潜入冯家行窃，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正在懊恼，却突然听见有人说话，原来冯就坐在屋子里，一言不发，冷眼相看，见小偷要空手而返了，才突然开口：“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小偷何曾见过如此场面，吓得拔腿就逃。
1958年，北大全校“火烧”个人主义，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少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的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叫得出贵班班长张某某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日：“班长姓吴。”金克木与张中行曾同住北大朗润园。金很少为读者在自己的书上签名。有一次几位读书人买了金和张的书，想求签名，先到张家，张签了，但几位拿了签名本却说还想请金签名，只怕金不答应。张一听，说：“我带你们去。”张率先下楼，后面跟着几个手捧小本本的人，敲开了金家的门。
说明来意后，金果然摇头：“不签不签。”张不吃这套：“人家买我们的书，是对我们的抬举啊。谁带钢笔，拿来。”把笔塞到金手里：“签！”金虽然不情愿，但只好签了。事后，张说：“我在金先生面前还是有面子的。”周一良在五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辈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的父亲以前曾在周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电视台记者采访陈翰笙，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陈已过百岁，他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陈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不满意，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陈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
陈岱孙言出必行，绝不轻易改动。担任行政职务时，坚持一条原则：办公室外不谈公事。某日，有学生到陈家看望，闲谈之中，偶及公事，陈便立即制止，说：“明日到办公室再讲。”著名的生物学家葛明德在北大讲授“生物学”课程，期末考试时，把一名学生的试卷弄丢了。学生没有成绩，前去问葛，葛说：“实在抱歉，你的卷子我怎么也找不见了！”又问学生答得怎么样，学生说：“还可以吧！”葛就爽朗地说：“那就给你4分吧！”（注：满分是5分）丁石孙说自己是一个历史乐观主义，“从人类看，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强。从长期看，我们的日子也会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我天天挑着担子去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与我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我做一点事，我就要认真地把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季羡林经常要参加一些冗长而无实际内容的会议，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就经常在开会期间构思或动笔写文章，长此以往，遂成习惯。他说：“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许渊冲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罗兰篇幅浩繁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他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说他译得好，他是士为知己者用。
老北大时期，学校对学生的住宿管理十分宽松。学生既可住学校宿舍，也可出外租房。在租房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趣闻。有一位从南方考来的北大新生，要出外租房，看到招租贴之后就去看房，看后很满意，三言两语就和房东谈妥。最后房东为谨慎起见，多问了一句：“您有家眷吗？”因为两地口音不同，学生以为问的是“家具”，于是答：“家具不是你们供应吗？”房东大怒，大有动武的势头。最后，租约也就糊里糊涂地破裂了。
新文化运动前期，北大学生自发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目的在于用露天讲演和出版刊物的方式，向市民和郊区的农民与工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达到平民教育的普及，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刚成立时，因为经验不足，收效甚微，经常闹笑话。当时的团员之一朱务善如此描述他们初期宣讲时的情形：“有一次我们到乡村去演讲，随身带有话匣子和乐器，到了某乡村，开始放话匣子，接着我和李骏吹起笛子来，吹的是苏武牧羊歌，其余几位同学则高声和唱。不一会儿来了一大堆小孩，后来几个老头子和老大娘也慢慢地跟上来了，只有几位年轻的姑娘躲在屋子里看热闹，不敢出门。我们讲演了好几个题目，其中有《女子缠足之害》一题，当我们说到‘女子裹了小脚，走路做事都不方便，而且城里缠小脚姑娘，都找不到女婿……’的时候，那些躲在门里面的姑娘，都羞羞答答地关上大门跑开了。”西南联大时，每天正午12时都要放午炮记时。有一次，联大举行足球大赛，时间是正午12点，同学们都成群结队地去看比赛。有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去了。同学们问他“你怎么有空来了？”他说：“我要来看足球，就把午炮提前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