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监督。就职仪式上，张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之礼，然后学生向张作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对学生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全部仪式就告结束。据考证，这是北大历史上最简短的校长演说词。
1921年10月27日，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在第一次演说中就告诉北大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8年，在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殷切希望北大师生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鼓励学生专注学业，改变“奔竞及游荡的旧习”，但又不赞成死读书、读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蔡元培对出国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1918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在演讲中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任校长时，长期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北大的一些学生对此不满。蔡教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做塌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在《青年与农村》中对青年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哪个？”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研究学会，蔡元培聘邵飘萍为导师。
邵在北大讲授“新闻采写”课程，他在课堂上勉励学生做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要“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当时来听课的学生有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杨晦、谭植棠、区声白等人。学员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坚。后来，毛泽东回忆自己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时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五四运动以后，蒋梦麟勉励青年学生说：“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做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1919年7月，蒋梦麟在北大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学生：“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193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写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临别赠言》中说：“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的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1958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而屡遭批判，在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马高声大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马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1916年7月，丁文江忠告即将毕业的弟子：第一不可染留学生习气，做事、做学问要考虑本国国情，不计较个人薪水和办事条件；第二不可染官僚习气，要勤俭自励。’沈尹默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学者，有人说沈的人品、书品、诗品是三位一体的。据沈的弟子戴自中回忆，沈经常教导他“学习书法首先要学为人。书法技巧固然要下功夫钻研，文学艺术的陶冶也不可少，但道德品格的修养更为重要。宋朝大诗人陆游说过‘功夫在诗外’。学书法何尝不如此”！老北大时期，很多教授对于来听课的学生，从来不分校内校外，对正式生和旁听生一视同仁。据说某教授讲课中间提出一个问题考问学生，恰好问到了一位自由听讲的学生。学生答不上来，还解释说：“我是校外来听讲的，不是正式学生。”这位教授马上严肃地说：“我不管你是校内校外，只要来听课，就应当学习好。”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胡适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1930年，胡适在给夏蕴兰的信中说：“在青年时代，当尽力做‘增加求学的能力’和‘发展向来不曾发现的兴趣’两项工作。”胡适曾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说：“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胡适曾问道：“我们买一亩田，卖二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胡适说：“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胡适年轻时就认识到，“应该早点预备下一些‘精神不老丹’方才可望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他的“精神不老丹”是两条路径：“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进来；二、努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营养品。”顾颉刚曾赠其弟子史念海一句勉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钱穆晚年授教于台北素书楼，每次讲完最后一课后，都要送弟子们一句话：“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毛子水多次对学生说，青年学生“除了勤求学问以外，须注意培养真正的爱国心”。毛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的优秀青年，多能埋头苦干，修养自己的真才实学，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争取荣誉”。
1935年，北平形势危急，日本正在酝酿着成立“华北国”。陈垣当时正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平日很少议论时政。有一次上课时，学生要求他发表一下对时局的看法。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入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家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