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恩斯和司机足足又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考夫曼大汗淋漓地从山上下来。他一边用牛仔帽扇风，一边抱怨道：“真是奇怪。我就是找不到那只啤酒罐。”考夫曼虽然对伊斯特伍德越俎代庖的行为深表愤怒，但依然没有当面质问他。相反，在看这段样片时，他反倒夸奖伊斯特伍德拍得不错。私下里，伊斯特伍德不断抱怨说：“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几天后，剧组移师到犹他州的卡纳布继续拍摄。10月24日，考夫曼被正式解雇。宣布这一消息的是罗伯特·戴利，而伊斯特伍德则一直躲在旅馆房间里，直到考夫曼动身前往机场。三天后，伊斯特伍德接过了导筒。
回到好莱坞，怒火未消的考夫曼提出了申诉。美国导演工会奇怪一个演员怎被允许解雇导演，而这个演员又是这家制片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前任导演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并拍摄了大部分镜头。
华纳兄弟公司遇到了巨大的压力，被要求立刻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伊斯特伍德拒绝出席听证会，并在工会调查员亲临片场的情况下继续拍他的戏。最终作出让步的还是导演工会，虽然他们强迫伊斯特伍德交了6万美元的罚款，却没能像考夫曼所要求的那样恢复他的导演资格。这样的结果貌似公允，实际上等于宣告了在好菜坞的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还存在着一条所谓的“克林特法则”。
作为该片的助理制片人，詹姆斯·法尔戈认为伊斯特伍德并不真正想执导《西部执法者》，但是他却羞于说出口。在法尔戈看来，伊斯特伍德之所以要赶走考夫曼，是因为后者的许多做法违反了他的工作常规。“克林特总是想让每个人，包括他自己，懒懒散散，轻轻松松，”法尔戈说，“他不希望为了某个角色去改变自己的口音，自然也不希望为寻找到某处最佳的外景而让自己累着。总之，他认为拍电影应该是一种享受。”伊斯特伍德的导演手法追求的是言简意赅。“我喜欢跟着事情发生的节奏走，”他在接受《首映》杂志采访时说，“一切都不是强求得来的。我讨厌一遍遍地排练，那只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拍摄中信手捻来，最即兴的表演就是最真实的效果。”伊斯特伍德喜欢廉价、快速和松弛，不主张把剧本打磨到发光。他倾向于把设计和前期准备的工作扔给别人，这也意味着他会选择一套老班底作为合作者。久而久之，这些人能做到在导演出现之前就已经把机位、灯光、演员走位等一切事务准备停当。伊斯特伍德通常只是在布景里走上一圈，将一切过目之后便开始拍摄。大部分镜头都是一次过，即使多拍了几条，他也通常会选中一开始拍的那一条。
在谈到与伊斯特伍德之间的艺术分歧时，菲利普·考夫曼说：“我觉得《西部执法者》是一部史诗片，需要风格化的处理。你不能摆好摄影机就可以拍电影。你必须思考每个镜头与整部电影之间的关系以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联。执导一部电影不是依据当时的景色好不好看而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拍。”伊斯特伍德的理论听起来没有问题，但对《西部执法者》来说却不起作用。多亏考夫曼的剧本和周密的计划，该片看上去比马尔帕索制作的其他电影更有思想。乔西·威尔斯的复仇在文明与野蛮冲突的背景下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而这恰恰是现代式西部片惯用的手法。《西部执法者》于1976年8月上映时得到了影评家们的热情拥抱，这部献礼之作被广泛地认为是伊斯特伍德最具深度、最个性化的作品之一。
当然，《西部执法者》大受好评的还要归功于弗兰克·威尔斯的宣传策略。在这部电影的推广方面，华纳兄弟公司花了大钱，不仅举办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和免费入场券派送活动，还安排记者到片场参观。
在《西部执法者》商业性上映之前，伊斯特伍德带着他的新片前往爱达荷州的太阳谷，在为期6天的“西部片：神话与影像”研讨会上展映。研讨会汇集了两百名学者和影评家，更请到了金·维多、威廉·惠勒、亨利·金和霍华德·霍克斯等几位西部片的大师级导演。会后，华纳兄弟宣传部门派专机将70多位全国性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运往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在盛大的宴会中举办了《西部执法者》的全球首映，伊斯特伍德、桑德拉和其他主创人员一一接受了采访。
70年代初，好莱坞开始杜绝免费旅游和吃喝之风，部分是因为东岸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开始质疑这种做法是否道德。但是，随着伊斯特伍德和华纳兄弟的故伎重演，这种风气又再度复活。洛杉矶的两大报纸和行业报刊《好莱坞报道者》都在太阳谷受到了邀请，作为回报，他们的影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对《西部执法者》的微辞。《时代周刊》甚至把该片列入了年度十大佳片的名单。
当“收买”不起作用时，伊斯特伍德还有另外一招。如果报纸上出现不利于他的言辞，他会怂恿身边的人冒充读者的名义给报社写抗议信。《旧金山编年报》的朱迪·斯通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她因为在文章中提到《西部执法者》的幽默感来自菲利普·考夫曼的剧本而惹恼了伊斯特伍德。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她就收到了“读者”来信，信中声明该片幽默感的始作俑者是伊斯特伍德而非考夫曼。直到后来斯通与伊斯特伍德成为朋友后，她才知道授意写这封信的是伊斯特伍德本人。
自从在共和党集会和名人网球赛上相识之后，约翰·韦恩与伊斯特伍德之间一直关系良好，但是韦恩属于对伊斯特伍德半传统、半新潮的西部片很看不惯的人之一。就在《西部执法者》上映的1976年，韦恩第一次没有出现在放映商评选的年度十大票房明星之列。据说在70年代初，韦恩给伊斯特伍德写了一封信，以《红城歼霸》为例怒斥伊斯特伍德的西部片颠覆了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对于美国拓荒时期的崇敬之情。
伊斯特伍德不止一次在采访中对韦恩的批评作了回应，他说：“《红城歼霸》只是一则寓言，压根儿就没打算去讲述被重复了无数次的拓荒者与印第安人冲突的故事。我想韦恩先生能够懂得这只是一个讲述恶有恶报的故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伊斯特伍德一直被拿来与加利·库柏作比较，而如今他则成了好莱坞正在没落的英雄约翰·韦恩的掘墓人。伊斯特伍德不喜欢与任何人相提并论，但他的确在西部片领域形成了一套反约翰·韦恩的哲学，并因此尝到了甜头。除了西部片之外，《战火云霄》的海军陆战队顾问也曾记得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角色在片中从背后向敌人开枪，伊斯特伍德的解释是，“约翰·韦恩不会从背后对人开枪，但我不是约翰·韦恩。”伊斯特伍德与约翰·韦恩之间有许多时代的差异。韦恩总是把自己置于一流导演的庇护之下，他与拉乌尔·沃尔什、亨利·哈萨威、霍华德·霍克斯，尤其是约翰·福特多次合作，这些大师级导演帮助他确立了形象，也挖掘出他的表演才能。这是韦恩的聪明之处，他主演的很多电影均因为导演的地位而成为经典。
相比之下，在塞吉奥·莱昂内和唐·西格尔之后，伊斯特伍德再没有让自己从属于任何一位导演。他不想在演技上下工夫，更不希望接受别人的塑造。在弗朗西斯·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时，他拒绝扮演后来由马丁·西恩出演的威拉德，他的理由是，“我讨厌和一个自大狂导演在菲律宾待上几星期。”遭到伊斯特伍德拒绝的还有导演泰德·波斯特，后者曾邀请他在越战片《去告诉斯巴达人》中饰演野战排的排长，这个角色后来是由伯特·兰卡斯特扮演的。伊斯特伍德还把描写柬埔寨大屠杀的《战火屠城》中的美国记者角色拒之门外，认为他的影迷不会赞成他去饰演一个东岸的犹太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