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也从分析历史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一切成功君主的共同经验就是得贤。人才的最大作用就是“身定国安天下治”。
（6）贤才对人民的作用
孔子主张贤才应用道德教育人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提出，贤才应以“善教得民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墨子主张，贤者的职责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务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即以兼爱、非攻为己任，为人民兴利除害。《易经》说：“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正如司马光评论的那样：“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
先秦诸子心目中的人才主要是这些贤人君子，他们认为这些人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人民的利益得失。各家各派政治观点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众口一词，说明人才的重要作用的确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将选贤举能说成是“贤人政治”而予以否定。
5.圣人、仁人、真人的作用
老子塑造了圣人，孔子塑造了仁人，庄子塑造了圣人、神人、真人，但他们并没有见到过这种人，有的只是远古传说和神话中的形象。因此这几种人可以概括为理想人。所谓理想人一是说并非现实人，二是说经过努力有些现实人可以转变为理想人。
在孔子看来，仁人、圣人是为建立一个“仁者爱人”的理想境界而奋斗，这种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将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天职。他们像尧、舜、禹那样甘当社会的公仆而不谋一己的私利，能将人民带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老子则把圣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视他们为天下人的榜样，“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但圣人又不是救世主，他们并不包办代替百姓的事，而让百姓自生自成、自保自养。“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们能充分发挥人民的才能，使社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天下安定团结，但并不希望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不希望人民把他们当做救星。老子认为这才是第一流的执政者。
庄子承认老子所说的圣人是第一流执政者，但他并未将圣人列为最高层次的人，而将其列为第三等。他认为，圣人想在人世间建功立业，为事业累心，为人事劳形，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
而神人则抛弃了世俗的事业，只求一己的舒适，不再为世务累心，人事劳形，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他们也没有最终摆脱肉体的“我”，即没有做到“无己”。真人才是真正遗弃了现实世界，而获得了完全自由的人，他们做到了“无名”、“无功”、“无己”，无古无今，无生无死，逍遥自得，进入了独往独来的精神境界。这种人的作用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何由现实人过渡到理想人，如何全性保真，做到自我完善，使人的发展不受外界的影响，即不受异化。孔子、老子所说的社会公仆式的圣人、仁人以及他们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而庄子所说的那种绝对自由的真人能否变为现实人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他从人的自身发展研究人才成长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才作用的基本观点
1.人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唯心主义者都把人才的产生归之于历史的偶然性，归之于“天”，因而认为人才是“超人”，他们的出现“可以使千百年的历史生色”，作用大得了不得。例如，我国《诗经·玄鸟》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我国历代的皇帝都被称为“天子”，权力巨大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做法，就是上述观点的典型代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分析。‘他说：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与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认为，人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天意”，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时势造英雄。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则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而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列宁说得更明白，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为什么人才的造就不是“天意”，而是“时势”呢？这是因为“时势”不是空洞的字眼，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刘圣恩先生主编的《人才学简明教程》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任何杰出人物的产生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出现的。当先进阶级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需要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时，必然要有思想上的发动和组织上的领导，而每当这种社会需要提出来时，一批杰出的政治人才便会在斗争中涌现出来。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某种需要的时候，一大批发明家、创造家、科学家就会应运而生。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既然人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就必然带有时代的特征，具有历史的局限性。王通讯先生在《人才学通论》中说得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建立长久的农民政权；再聪明多智的牛顿，也不能建立相对论；博学多才的圣西门难以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无法弄清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殊规律。这也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可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罾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承认人才的历史作用，又认为人才的历史作用是有限的，并不像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是无限制的，大得了不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才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心主义者在夸大人才作用的同时，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例如，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蒲鲁东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们只需要应用他们泄露的天机。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杰人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1”与“0”的关系。认为只有杰出人才的“l”带头，人民群众那一连串的“0”才有意义，否则，再多的“0”还是零。在我国，也有“上智下愚”、“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等的说法。可见，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杰出人才创造的，人民群众只是杰出人才“盲目的追随者”。
历史真是由杰出人才创造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各类人才的作用是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为基础的，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总过程，任何人才的作用都是不能发挥的。由此可以断言，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杰出人才只是对历史的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前进方向，杰出人才只是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
历史不是由杰出人才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了群众的社会实践，杰出人才的思想和理论就无法创立，更不可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杰出人才的才能和智慧就无法发挥，他们就将一事无成。这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虽然力大无比，但如果离开了他的大地母亲，则软弱无力。据鲁迅先生讲，拿破仑路过阿尔卑斯山时曾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
这虽然表现了拿破仑的不凡气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之所以敢口吐“狂言”，是因为他身后跟着许多士兵。倘若没有这些士兵，他就会变得异常渺小，只能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没有任何伟大可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我们正确评价人才的历史作用指明了方向。
3.人才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
人才对社会历史的前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人才作用的发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条件的。
第一，抓住历史为他创造的条件。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人们不是凭空地创造历史，任何新的一代都遇到他们在诞生的时候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人才只有认识、利用、改造这些现成的条件，才能进行有价值的劳动。例如，达尔文就是抓住了前人积累起来的选种育种经验、植物学与动物学的有关资料，以及动植物胚胎学、古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并利用了英国资本主义造船工业比较发达的经济特点，乘船进行自然资源的考察，认识了世界各地的动物，能够进行横向比较与研究，所以才创立了“进化论”。如果达尔文不能抓住当时社会为他提供的文化、经济条件，他的研究可能要推迟许多年，甚至根本没有成果，他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
第二，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一种合力。因此，任何天才人物都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人的作用不仅不能发挥，反而会造成粉身碎骨的下场。只有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才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才能对历史的前进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符合社会的需要。人才总要具备各种各样的才能，然而才能是否可以充分发挥，却取决于社会是否需要。王通讯先生在《人才学通论》中讲到，就一般而论，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才能。但就某一个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而言，由于要解决的社会课题不同，所以某种才能的社会需要程度也不一样。古代的游牧民族、农业民族，需要知道天气季节的变化，于是就特别需要天文人才，天文人才就能充分发挥作用；随着城市的出现，需要建造大量的房屋，于是就特别需要建筑人才，建筑人才的作用就能充分显现出来；战争时期主要需要军事才能，军事人才就有了用武之地；和平时期主要需要建设才能，建设人才就能大显身手。可见，人才作用的发挥，与社会需要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每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都应该把自己的志向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个人价值得到最大的实现。
第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实践出人才，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列宁早在1919年就说过：“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实践造就了人才，反过来人才的聪明才智也只有作用于社会实践，才能产生社会效果，才有实际意义。一个不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的人，即使再聪明，再有才能，也是毫无价值的人。这正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的聪明才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社会实践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人才，也是人才作用发挥大小的唯一衡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