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利华访谈录
宗利华任晓燕
任晓燕（《百花园》杂志副主编，以下简称任）：我注意到，你是从1996年开始写小小说，十多年来，你在小小说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获了“第二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回首这些年写作之旅，你对小小说这一文体有哪些体验？你如何做到十数年磨一剑，来坚守小小说创作的呢？
宗利华（以下简称宗）：1996年，我选择了小小说。这是一种近乎痴迷的喜爱。一开始的模仿阶段，自我感觉是非常漫长，一个人在黑暗中走路时很压抑的。直到1999年底，《绿豆》入选了《小小说选刊》并获佳作奖。当时我说：“我把一株绿豆植进了《小小说选刊》这个名副其实的百花园。”那时候，才真正找到了写作的主攻方向。很多人说，写作是一个人的旅程。杜拉斯干脆说，写作就意味着孤独。写小小说，当然而且也必须遇到这个问题。文学创作注定不是一个喧哗的过程。我不止一次陷入“瓶颈期”，极力想写篇好作品来突破自己却根本做不到。灵感是存在的，但它肯定不会喜欢懒隋和空想主义者。很幸运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得到一些编辑和文友的鼓励，特别是《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的老师们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相对来说，写小小说所遭遇的孤独要小一些，我从中得到更多的是心理愉悦，这是别人不能理解你也解释不清的情结。小小说是精致玲珑的艺术品，更需要去精心打造。虽然限于篇幅不可能把纷繁复杂的艺术灵感都展示得淋漓尽致，但正因为舞台小而且还要求你表现精彩，这样才具备挑战性。我正是从这样的挑战中发现了乐趣，发现了兴奋点，同时也发现了可以证实自己实力的一种写作方向。对我来说．这是很幸福的。
任：针对你就近的一些作品，比如在《百花园》发表的《隆胸》《教授》《情人》等等，《百花园》冯辉先生称，你把“小小说写到了内宇宙”，这个评价或定位，你如何看待？在这一个时期，你的创作心态有了哪些变化？
宗：“内宇宙”这个词很重！感谢《百花园》杂志冯辉老师一直给予我关注和鼓励。如果说我真地闯到这个区域，也只是小心翼翼推开一扇门而已。倘若把我小小说创作划分时间段的话，或许这算是个明晰的板块，也就是，我集束式地写了一部分偏重于人物心理的作品。这一类的小小说作品不是很多。在篇幅这么短文字这么少的舞台上，让人物思想意识肆意流动，有时候费力不讨好，会因为晦涩难懂而不被大众喜欢。但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种宣泄情绪的乐趣。比如，《情人》里的何小草，写的时候会感觉沿着你人物的思维四下闯荡，很有意思。这个时期心态是相对沉稳了些，不像以前那么急于要把一个圆画得更圆。也明白了小小说是可以承载某些重量的。我一直就不认为，小小说因为文字精短不可能承载大重量，内涵沉重了会把这艘船压沉，这不合乎情理。关键是如何去表达，去展示。也许一个细节，就会四两拨千斤。但目前总体来看，似乎存在个矛盾，浅显易懂写得好看好玩儿的作品，看上去很轻，大部分读者会喜欢，这个时代不喜欢沉重；而读起来沉重的作品分量倒是有了，可市场没了，读者少了。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方能达到杨晓敏总编所强调的“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
任：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创作与理论兼修的小小说作家。你在写了大量小小说的同时也创作了像《一种新文体的全方位崛起》这样分量颇足的理论文本。能从你自身体验出发谈谈这两者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影响的吗？
宗：因为我对小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以及它的特质品性做过一些粗浅的探讨，同时在《百花园》上针对小小说文体某些不和谐现象发出了一些并不尖锐的批评，并且对侯德云、相裕亭、邓洪卫等几个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剖析，所以有一段时期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关注慢慢转移到了理论或者批评上。对我来说，这既高兴又苦恼，高兴的是我的一个新领域得到了大家认可，苦恼的是作为一个小小说作者，我不想大家心目中认为我的小小说作品被理论打败，依然期盼能打动人的是作品。目前，创作与理论俱佳的作家并不在少数。杨晓敏总编在创作大量小小说之余也有《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样的经典理论文本。此外，还有侯德云、谢志强、李利军等一大批作家都是挥舞着两把斧头。只不过，在某个阶段各有侧重。我认为一个作家，哪怕他从来不写理论性的东西，理论书籍却是非看不可；哪怕不能系统地去接受理论学习，最起码要关注国内外的经典理论文本，关注文学潮流的起起落落。返回头来，理论可以打开一个作家的视野和思路，能在创作上给于一种潜移默化的指导。而善意的批评能让你像看一面镜子一样看清楚自己。目前，小小说作家关注理论学习理论的太少，尖锐的文本批评声音根本听不到。作为一种逐渐成熟的文体，这仍将是相对薄弱的一环。
任：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说起宗利华的小小说来都会感觉到两个字，变，新。你的小小说经常变脸，给人陌生感，而且，没有清晰的线路，没有方阵感，数量还特别少。你怎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创作思路？
宗：的确不止一个人这样对我说过。前阵子，有个叫蒋静的中文系大学生在看了我的作品集《皮影王》后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万变不离其宗》。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在取材上，我是不断变的，历史人物、网络、农村、都市情感甚至我还去写黑社会老大；手法上，虽然我没有像蔡楠那样在叙事方面探索得淋漓尽致，但从《越位》《夸父夸父》《献玉》包括《浪迹江湖》等篇章也能看得出在精心打造；在语言的探索上，我实际上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整体上是从最初的拘谨到现在的相对轻松随意。
《浪迹江湖》是我感觉语言最为畅晓自然的，写的时候甚至忽视语言的存在。当然，这个“变”还在于切入视角的变化。“变”是手段，“新”才是真正目的。没有一个作家不渴望自己的作品是新的。我曾不断激励自己，要突围，不要重复别人，不要重复自己。力争一篇作品出来就是一匹“黑马”。这几乎不可能，也就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的作品形不成系列，数量也少得可怜。这也许就是我的风格，我会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