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开端吗
——康德（1724-1804）
康德的一生简单得叫人惊讶！
相比起来，现在20多岁青年的人生经历可能都比他的80年要复杂些。基本上，他既没有爱过，也没有恨过；谈不上幸福，更谈不上痛苦。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的一个小手土业者家庭，父亲是个马鞍匠，母亲没受过多少教育，却聪明能干、活泼开朗，他们全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康德本来排行第四，但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兄姐都夭折了，所以他便成了实际上的老大。
8岁到16岁，康德一直就读于腓特烈公学。这所虔信派的学校，用一个老牧师的话来说，“宁愿拯救一个灵魂，也不愿造就一百个学者”。
所以，学生们成天上的课不是读《圣经》就是唱赞美诗。直到晚年，康德都觉得这是一段令人厌倦的记忆，不过，他也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基础扎实的拉丁文。
从公学出来后的康德，看上去简直像个小老头。他一向体弱多病，生活处处都得小心翼翼；他不足～米五的身高，在健壮如牛的日耳曼人堆里真像一只小鸡在鹅群中一般；于1740年，康德进入在家就能望见校门的哥尼斯堡大学。他顺着老路子学了神学，可他的兴趣却已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围，走向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几乎一切领域。
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哲学。为寻找世界的开端，他的态度同体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自己说：“我相信，有时人对自己的能力怀着高尚的信心并非无用。这种信心使我们的一切努力生气勃勃，推动我们对真理的探索迅速前进。如果人相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希望前进，并且还可以抓住像莱布尼茨那样大师的错误，他就会使自己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可靠。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冒_次险，尽管千百次地走入歧途，可比总是在平坦大路上走要好得多。我的立场就是如此。我已经给自己指明道路，我要坚持下去。我将开始我的进程，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我前进。”
除了读书、写作，康德还得谋生。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康德的父母已经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先后离世。成绩优异的康德便找到一些脑袋空空而口袋鼓鼓的同学，帮他们补习功课以换取些许报酬。可这样的学生也不大好找，不过，他还能尽一切努力维持体面。他的衣服虽然很旧，却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为了让他的破袜子显得笔挺点，而不至于溜到鞋子里头去，他竟发明了一个妙法：在裤子口袋的顶头缝了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挂住袜子，这样他的袜子就总能像阔少的燕尾服一样笔挺。
度过了六年艰难的日子，康德大学毕业了。可惜，他的留校申请遭到了无情拒绝，他被迫踏上了社会之路。
1746年，康德找到一个非正式却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职业——家庭教师，并且一做就是八九年。他先后为三个家庭工作过，其中有个叫凯塞林的伯爵，对康德的出色才智相当欣赏，带着他出席各种上流宴会。康德也就暂时抛开他那爱沉思的哲学家气质，变得活跃起来。他穿着价廉物美、整整齐齐的晚礼服，给贵妇玩牌当参谋，同贵族谈政治，偶尔还向名媛献献媚，她们当然不会看上又穷又丑的家庭教师，却还是喜欢他的机智和幽默，经常被逗得花枝乱颤。在小孩子的嬉闹和舞会的喧哗中，康德浪费了宝贵的青春。
也就在这期间，康德有回闲来无事，竟离家96公里，到阿恩斯多夫去旅行了一趟。这是他一辈子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但在梦中，康德走得要远得多。有一回，他梦中独自划船漂到了南非一个荒芜的小岛，他在海上远远地就看见那岛上有两根高耸入云的石柱，于是便想凑近去看个究竟，谁知刚一靠岸就被岛民们给逮住了。没等康德开口，那些人的首领就告诉他：如果说的是真话，就要被拉到真话神柱前处死；如果说的是假话，就要被拉到假话神柱前处死。反正是死路一条了。康德想了一想，说：
“我一定会被拉到假话神柱前处死！”
岛民们这下可傻眼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康德给放了。醒来后，康德便推理出了著名的四个二律悖反论命题。
1755年，他终于做了一件正经事——重返哥尼斯堡大学，以拉丁文论文《论火》拿到博士学位，并取得编外讲师资格。
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康德必须大量讲课，他开过的课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个大学的完整课程表。他每周上课长达20小时，即每周六天，平均每天三节课以上。虽然，康德平时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却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还不时穿插一些趣闻逸事，使人于轻松之中获取知识。康德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以中等程度的学生为主，因为他认为笨蛋学生朽木不可雕、教而无用，而天才学生们则自己会有办法。可以想见，听他课的学生相当多，通常都有上百人，康德也就不愁喝西北风了。
与此同时，康德几乎年年有著作问世，他开始在哲学王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康德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充满信心，便于1758年申请哥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席位，却没能成功，34岁的他还是太年轻了。康德毫不气馁，他仍旧继续努力，随着著作的不断问世，他的声望也日渐高升，竞传到了政府当局的耳朵里。普鲁士的教育大臣很重视康德，准备一有教授职位空缺就请他补上。
过了几年，真有个诗学教授的席位空出来了，但康德拒绝了任命，他大概觉得诗是浪漫的东西，非他这种人能够玩的。第二年，他当上了所谓的“王室图书馆馆员”，这份固定兼差的年工资只有62塔勒。以后又有几所大学请他去做哲学教授，可他还是没有答应。原因很简单：
不愿走远路。尽管哲学家的头脑装得下整个银河系，可他瘦小的腿却从来没有光顾过100公里以上的路程。
任讲师15年后，命运女神总算给46岁的康德抛了个媚眼，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终于得闲，康德当仁不让，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高薪俸使他不必每天上三四节课了，还可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玄妙的形而上学默想。他的日程极其简单，也极有规律：
每天清晨5点，起床，喝杯咖啡，将讲义翻一翻，他就上课去了。
两节课后，回到俭朴的家，开始工作：或读书或写作或沉思。直到下午1点，吃午饭，他经常邀朋友聚餐，边吃边聊，而这些朋友十有八九不是搞哲学的。午餐过后，他又投入工作。
当他身穿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朝“哲学家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悠然走去，邻居们就知道时针准指向3点30分。
他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地如此来回踱步，如果天气阴沉或乌云密布，人们就会看到他的老仆人兰勃夹着一把大伞，焦急地跟在身后。
有一次，他突然发现了仆人眼中的泪水，便半嘲弄、半怜悯地说：“实践理性在说，老兰勃有个上帝，否则他是不会如此动情的……”
也只有一次，康德没能出去散步，因为他太沉迷于卢梭的《爱弥儿》了，宁可牺牲散步时间，也要激动地将书一口气读完。
散步回去后，吃饭，工作，睡觉，每一件事都像上了发条一样。
康德的一天结束了，几十年来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也不过如此。
形而上学是无尽的深渊，是无边的黑海，堆满了“哲学的沉船”，康德却想到那里寻找“宝藏”。十一年来，他没多大收获。在死寂的假象背后，康德正经历着烈火的锻炼，他终将豁然开朗，迎接黎明。《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像太阳一样照亮了西方哲学的天空。
康德的名声愈加大了，也愈加容易惹麻烦了。
1793年，康德在《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批判了控制德国人头脑的教会。威廉二世大为光火，将教育大臣臭骂一通，又命令其告诉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头子，不准再谈宗教，康德只好缄默地许下了私人承诺。四年后，威廉二世死了，康德立即自己恢复自由，可他已经73岁了，停止了授课，也退休了。
“创造从未完成，它仍在继续。”康德只将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定做《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过渡》，却没能完成这前所未有的伟大使命。
1804年2月12日，康德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像树上飘落的一片叶子，没有给世界增添一丝喧哗。
他的一生就像白开水一杯，唯一说得上“轰动”的就是他著作的出版，可那主要也是在他死后才有的，不过，他毕竟树立起了比铜像更不朽的丰碑！
他也深切地爱过了，形而上学是他永远的心上人。
诗人海涅说，罗伯斯庇尔只不过杀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同胞，德国人可以宽恕；康德却杀死了上帝，破除了神学最为宝贵的论证根据。不管这是讽刺还是启示，当康德的哲学摧毁了宗教之时，德国的牧师们纷纷予以报复，将自家的狗唤作康德。
他更像一个魔术师，能从空帽子里变戏法，变出上帝，变出永生，变出自由。
康德还是没有找到世界的开端，却创造出了两大奇迹，“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心间”。
历史之河
——黑格尔（1770-1831）
黑格尔的祖父是一个新教牧师，可以结婚生子，因此才有了黑格尔的父亲。黑格尔的父亲也很聪明，在税务局捞了一份书记员的美差，还娶了一位颇具才情甚至懂得拉丁文的女子，那便是黑格尔的母亲。
身为长子，黑格尔备受宠爱，母亲更是将她的宝贵知识毫不吝啬地传授给他。可惜，黑格尔13岁时，母亲去世，多年以后，他还在母亲的忌日写信给妹妹：
“今天是我们母亲去世的日子，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
黑格尔5岁上小学，两年后上了中学，当他还是个8岁孩童时，一个对他青睐有加的老师送他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共11册，并附上纸条：“你现在还不能学习这些书，但不久你就会读懂它们。”
到了18岁，黑格尔进入图宾根大学，主修哲学和古典文献。两年后，他便通过考试，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这位初露学究气的年轻人被同学们取了个外号“小老头”，不过，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黑格尔也张开双臂欢呼史诗般的法国大革命，他还特地在图宾根广场栽了一棵“自由树”。
老年黑格尔也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活动，但他却很少亲自进行社会交往。有时，学生们被捕了，他便乘船在靠近监狱的小河中顺流而下，向他们挥手致意。而他的支持也就仅停留于此了，当他渐趋老矣竟更加保守起来。他不再喜欢残酷血腥的战争与政治革命，却十分欣赏给德国带来和平、统一与强大的普鲁士专制政府，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言：
“最后，经过40年的战争和无法估量的混乱以后，一颗老年人的心拍手称快地看到这一切终于结束，称心如意的和平时期开始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这句话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赞赏，却引起了自由派的愤怒，他们大骂黑格尔是走狗，甚至说他的哲学“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
黑格尔哪受得了这样的批评，他站起来替自己辩护：
“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仅仅实存着的国家，一个病躯也是实存着的东西，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一只被砍下来的手看来依旧是一只手，而且实在着，但毕竟不是现实的。真实的现实性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国家和政府正是如此。
那么真正必然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只有一个，死亡。
有一次，他的学生之一，诗人海涅，对此也不敢苟同，黑格尔笑了笑，然后一脸神秘地回答：“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会是现实的。”说完，赶紧朝四周看了看，深怕隔墙有耳的样子。
黑格尔大学毕业时，老师们的评语是：对神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对哲学全力以赴；可是，他擅长神学和语言，哲学才能却有限。不知当年黑格尔对此有何感想；也不知，当他名扬天下时，那些老师们又做何感想。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热爱哲学，就像哲学本身的涵义一样。
黑格尔没有按惯例去做牧师，而是到瑞士的一个小山城做家庭教师。他在孤独中度过了三年，接到好友荷尔德林的来信，便立即飞奔到法兰克福。可这时的荷尔德林却深陷危险的爱情悲剧中，哪还有心思理会远道而来的好友呢。于是，黑格尔再一次陷入孤独，他甚至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只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哲学的冥想中，来逃避现实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