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世界毁灭了，也比我或者其他什么人相信谎言要好；……这是思维的宗教，它的熊熊烈火正在将世界的渣滓化为灰烬。”
面对这门高贵科学镇静自若的精确，罗素激动得几乎浑身颤抖。
“数学，正确的理解是，不仅拥有真理，而且美丽非凡——宛如雕塑之美：静穆庄重，无须求助于我们任何软弱的天性，也无须绘画音乐的华丽装饰，却崇高、严密、俊美，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完美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
将所有哲学简化成公式，剔除其一切特有内容，不厌其烦地把它压缩为数学——就是这位新毕达哥拉斯的雄心壮志。
“普遍世界也可描述为存在世界。存在世界不变、严密、精确，它能赢得数学家、逻辑学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建造者和所有爱完美甚于生命的人的欢喜。”
罗素当数学是美妙迷人的游戏，用来很快地消磨时光。他沿袭英国传统，并下定决心要意志坚强，因为他怕自己可能做不到，而他晚年也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目的，成了分析哲学家中“形而上学”传统最多的一个。
罗素的不专情，碾碎了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埋没了他17岁的美丽初恋。
1914年的某一天，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看上去，他的面容宛若他的话题“认识论”一般瘦弱、苍白，人们以为他随时都可能死去。谁料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这位敏感柔情又爱好和平的哲学家，亲眼目睹了欧洲大陆由最文明状态溃退到野蛮状态而悲痛万分。
在完成了几大卷学问渊深、缥缈如云的著作后，罗素突然降到了地面，开始极其热情地评说战争、评论政府、评议社会主义和革命来了。令人惊诧的是，他未曾一次再使用过《数学原理》中那重重叠叠、完美无瑕的公式了。
一个罗素已经死了，剩下一把骨灰；另一个罗素脱去数理逻辑的寿衣复活，作为一个近乎神秘的共产主义者获得新生。
紧接着，伟大的疯狂来临。从前默默无闻的罗素而今猛然冲闯出来，像获释的火焰，让全世界惊愕：这位瘦弱的贫血式学者竟拥有无穷的勇气，狂热地爱着人类；他踱出了公式的隐居幽室，不可遏止地痛斥战争。
当剑桥大学撤销了他的教授职位并解雇他时，他就像另一个伽利略被孤立在伦敦的一个狭小市区里，却还不肯罢休。惊慌失措的英国人钦佩他的诚实，却也怀疑他的智能；面对这惶惑的变化，他们竟一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极端不宽容。尽管出身显贵，罗素却遭到社会的驱逐，被痛骂为奸细；在战争的漩流中，他自己的生存危如累卵，却仍严阵以待；他变世界为大学，成了逍遥出游的智者。
在这反叛的背面，潜伏着对血腥残杀的深恶痛绝。罗素到底还是有感情的，他觉得那些年轻的生命并不值得那么满心骄傲地去冲杀、去送死。他开始着手探寻，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了一种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便立刻揭示出这病因是私有财产并指明治愈的唯一办法是共产主义。
诚然，尽管失之于希望总比误之于绝望要好，但所有这一切都过于乐观了。
罗素的亲身经历对他的美妙想象进行了最苛刻的批评。在俄国，他亲眼目睹了创造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困难重重，这几乎摧毁了他自己对目标的信仰。
多年以后，罗素“仍然矍铄有神，心情愉快，精力充沛，还带着原有的反叛劲头”。那曾几乎摧毁他一切希望、疏远他所有友谊、完全割断庇护过他贵族生活联系的干扰，使他信服了。相对于他的公式，世界太庞大了，不可能迅速驶入理想的港湾，罗素渐渐懂得了社会变革的艰难。
到中国讲学的一年，罗素感到自在多了。身体健康的他却在中国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他拒绝任何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了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虽经多方交涉，这家报馆仍不愿收回此消息。在回国的路上，罗素取道日本，这家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每个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
“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罗素是特立独行的，他以为学校是乌托邦的开门咒。回国后，他便和第二个妻子一起共同创建了一所教育实验学校，取名“灯塔山庄学堂”。
这里拒绝对学生进行任何宗教教育，也禁止宣扬任何一种宗教信条；这里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认为那都不过是人们必须加以研究和对比历史的习俗手法；这里让孩子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容许他们嬉戏打闹，甚至光着身子做体操。
可是，占支配地位的守旧派和新闻界不欢迎它，罗素自己也不满意，因为他未能在自由和管理之间找到一条亚里士多德式的中庸之道。
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善；如果没有自由，就无所谓人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犹如一池清泉，永远荡涤着人的病态与迷信，罗素也“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的第二次婚姻很快又因他与一个美国记者的婚外情而告终，他却与另外一名牛津大学学生再度结婚，两人生得一子并最终继承了罗素的爵位。罗素为此搬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并很快被任命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但当这个消息一曝光，地方法院立刻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认为他在“道德上”无法胜任教授职位。他只好回到英国，重新执教于三一学院。
80岁的罗素第四次结婚，和一名美国的英语教授。又是一个美国人出现在罗素的罗曼史上，可他却曾因诽谤美国而被关进了监狱。
那是一战接近尾声时，他为一份报纸写社论，其中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不接受德国的和平建议，那么战争状态的继续会引起遍及全欧洲的饥荒和暴乱。他宣称，这个事态将会导致美国军队进驻英国和法国。他还暗示，正如美国兵力镇压自己国内的罢工者一样，它很可能恫吓英国的罢工者。于是，罗素服刑六个月。
89岁高龄时，罗素又一次被判入狱，因为他煽动民众以非暴力方式反对核战争。由于年事已高，两个月的刑期被减为在监狱医院监禁两个星期。
这个极可爱的人，从事着最渊深的哲学、最精微的数学；沉溺于思想的乐园，散发着情感的光热；他不是朝臣，只是一位君子。
然而，罗素的童年并不快乐，两岁丧母，四岁丧父，六七岁时祖父去世。于是，他早年的教育和培养在祖母的指导下进行，她是一位严厉的信教女人。罗素后来回忆道，那是一种充满了“愚蠢禁律”的压抑生活。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罗素是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长大的；像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是在家庭以及学校两个场所被教育成一个基督徒的；但是，像绝大多数有哲学才能及理智能力的人一样，他不可避免地怀疑起了上帝的存在及基督教的信念。最终，他注定变成不可知论者及反基督徒。他瞧不起这种文明：迫害否认基督教的人们，又禁锢虔敬基督教的人们。矛盾重重的世界里，他只见到一个诙谐幽默的魔鬼精灵墨菲托菲利斯，在施分外刁钻妖术的当口，玩弄着这个世界。
“人的生命短暂而无力：对他及其同类来说，那缓慢但却一定会到来的末日审判必将是残酷的、黑暗的。对于人类来说，今天注定要失去最亲爱的人，而明天自己却也濒临痛苦的边缘。不过，在灾难来临之前，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在于拥有高贵的思想、一种可使所剩无几的来日变得有尊严的高贵思想。”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看罗素。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凝视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沉思。朋友不禁问道：
“您在苦思冥想什么？”
“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没有希望。但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聊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那你觉得你的人生幸福究竟在哪里呢？”
“并非布满繁星的天空而是它们在有感知能力的人类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才是最卓越的。为宇宙之大而崇拜宇宙，是奴性的、荒唐的。因此，我在理智上赞成人道主义，尽管我在感情上强烈地反对它。在这方面，‘哲学的慰藉’并不是对我而言的；相反，以一种更纯粹的理智的方式，我已经在哲学中找到了和任何人所能够合理期待的东西一样多的满足。”
罗素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虽身材瘦长不健壮，却精力充沛、体力过人。
76岁那年，他在险遇“水上飞船”撞毁事件之后竟得生还。飞船原本要在寒冷的北海登岸，却没能按正确的方位在水域降落，致使19名乘客丧生。罗素靠着游泳安然脱险，人们问他在游泳以求活命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冷。”典型的罗素式语言闻名于世。
他的小儿子记得父亲在95岁时行动还很敏捷，常常攀越在北威尔士的住宅阳台栏杆，欣赏落日余晖中的斯诺登群山。
就在去世的前两天，他还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宣称以色列拿埃及人过去的罪孽为其轰炸的借口不过是一种伪善。
规则之后无一物
——维特根斯坦《1889-1951）
1951年，G·E·摩尔被乔治六世授予一等功。回到家后，他不无惊讶地告诉妻子：“你能想象吗？国王居然没有听说过维特根斯坦！”
诚然，到20世纪末，这种惊讶的程度会更大。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许是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家，大量的著作与论文都提到过他。而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维特根斯坦”更是一个公认的特殊范畴。
1889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人了英国国籍。1908年至1911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12年至1913年，他在剑桥从学于伯特兰·罗素。
维特根斯坦的到来以及他与罗素关系的开始，算是20世纪哲学的转折点之一。1911年，罗素发现了维特根斯坦，他不得不问这个不请自来跟随他工作的热情的“德国人”是谁？是天才还是傻瓜？
罗素刚一开始是让这个狂热而严肃的外国人逗乐了，然后是感到迷惑，再后是引起兴趣，最后是被激怒了。他在读过维特根斯坦写的一些逻辑文章后发出感叹，这个学生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天才。他花了几个月，才认识到他的“德国”访客在哲学上的确是个天才，但在做人上却像个疯子。
有一次，罗素看见维特根斯坦陷入了沉思，就问他是在想逻辑还是在想他的罪，维特根斯坦答道：“都想。”
罗素嘲弄般地笑了，但他错了。
维特根斯坦的确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伦理，对他来说，语言及其逻辑是对生活的一个微笑，是用以指导伦理规则的测验实例。
渐渐地，罗素发觉当初困扰他的那些精深问题同样也困扰着维特根斯坦，这实际上是智力深度的一个标记。他们尊重彼此对真理的忘我追求，使得两人私交甚笃，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这种关系。
维特根斯坦在奥军服役，罗素却还在英国捍卫反战思想。
奥地利战败后，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身陷意大利科莫一个沉闷的战俘营中。一战结束后，他重返故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放弃父亲去世时留给他的那份丰厚的遗产。有人要他解释为什么把这些遗产分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而不是送给穷人时，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因为金钱和财富会使人产生贪婪和懒惰，若给了穷人就会害了他们，而对富人来说，他的这些钱就不算什么了。
1920年至1926年，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转变，到奥地利山区低地去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尽管他非常努力地想维持实践，可这个试验没有成功。他的性情，尤其是他那极度的不耐烦，使他很不适合这份工作。
他只好回到了维也纳，为姐姐的乡间别墅设计房子，并逐渐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有了私交，那是一个由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数学家组成的松散组织。
当它的非正式领导人被害，**吞并了奥地利，小组的活动随之结束，维特根斯坦的住所也变得危险起来。
1929年1月，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J·M·基尼斯还专门为他的归来谱了管弦乐曲，并向妻子报告道：
“好了，上帝到了。我去接他，5点1刻的火车。”
同年6月，维特根斯坦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年初，由于莱姆塞的建议和摩尔的极力帮助，他开始了关于语言、逻辑和数学问题的讲座。1930年12月，他正式受聘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并在摩尔的赞助下任该校哲学讲师。1939年，他继承了摩尔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
据记载，维特根斯坦的讲座完全是“非学院化”的。最初只是每周一次讲座，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两个小时，但很快又增加了一次讨论。这些讲座和讨论通常都在维特根斯坦自己或朋友的房间里进行，而且，他从不用讲稿，都是即兴发挥，从一个问题引出答案，然后又从这个答案引出新的问题。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之前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有着透彻的分析，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尽管如此，他在讲座中的思考仍然大部分是全新的，即使他曾经有过思考，也力图对其重新思考。
“当他力图说出自己的一个思想时，他会用一种断然的手势来禁止任何提问或议论。聚会上经常出现一段时间的持续沉默，只有维特根斯坦偶尔的嘟囔声和其他人屏息无声地注视。在此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而又异常活跃——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
哲学思考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他全部的目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思想的承担者，而仅以最简单的条件维持必要的外在物质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