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时报》在1992年9月首次与读者见面。这个版面是一个32页到48页的通俗小报，它是和洛杉矶中心城市的星期日《时代周刊》一起发行的。
除了和《时报》一起发行的85000份的发行量外，在城市内外的新闻书报摊上还有15000份独立版面免费发送。
《城市时报》着重报道那些大城市报纸常常忽略的本地新闻报道。每周，报纸会留出一个版面刊登六个地区任意一个的新闻。除了临近地区的新闻报道外，《城市时报》每周还刊登一个关于学校或企业话题的封面故事。
三名记者被派以与社团利益和需求有关的报道主题，包括移民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交通问题和种族问题。《城市时报》还报道中学的体育运动，列出社团的重大事件，总结市政厅影响该地区的活动。该报的另一种特点就是反映群众的呼声，通过各种形式来反映当地人民的意见，从评论性文章、给编辑的信件到说唱、诗歌。
《城市时报》也是在位于市中心的《时报》总部制作的，但是它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却位于洛杉矶中南部狭长的购物中心。随着社团对这份报纸了解的逐渐深入，进入这个地区的交通就变得繁忙起来。报纸的工作人员试图通过散发解释如何找到记者的传单来帮助人们了解怎样才能接近媒体。
《城市时报》还通过为评论、故事构思，给编辑的信件提供一个多语种的语音信箱服务，来形成社团中不同文化的交流。这种服务是以英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等方式提供的，从而使一半居民讲西班牙语而且大部分居民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社区也能接受。《城市时报》的职员也是使用多种语言的。
在《城市时报》推出后的月份里，一些读者对体育版的编辑和刊登社区事件和需要的新闻表示感谢。广告商对此也很赞成。尽管《城市时报》不愿透露广告量或金融成就报道的细节，但是刊登的广告还是超出了预期的数量。同时，在骚乱之后，对洛杉矶媒介成就的质询仍在继续，时代杂志因为没有为南方中心办事处提供更多的工作人员，没有为所有读者提供《城市时报》而遭受批评。
1995年《城市时报》关闭了，总编托尼·玛尔卡诺在对工作的回顾中说：
作为对杂志的财政负有一定责任的编辑，我明白一份报纸的商业经理的重要性，我不止一次听说新闻出版成本的高涨和报纸稿酬的降低。
我知道保证给像洛杉矶盆地那样广阔的地域按时送报是一项艰难而且花钱的工作。
我并未闻知对长期读者计划和所有广告收入的分析。我只知道不管从内部还是其他方面看，《城市时报》都是不盈利的……我告诉社区居民，在1992年暴乱后，《城市时报》并不是《洛杉矶报》为了消除对其因缺乏报道旧城情况所进行的批评而作出的本能反应。可能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从一个编辑的立场来看，我只能考虑下面这一问题：
在怎样的立场下，基层组织会放弃优秀的新闻事业信条，其中包括对整个社区情况的详细、精确的报道．933对于新闻事业的决策者来说，这里有一个中心问题：不管从中盈利与否，报纸在道德上都有对所在区域的所有重大事件进行报道的责任吗？究其根源，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人类除了对他人或组织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还有内在的价值吗？尽管其他道德观可以用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根据对人类本身终极目的其他方面考虑问题的原则用群体互助的道德准则来证明，又提供了求利以外的一种有力的动力。就群体互助而言，满足人类的需求对于值得花费精力的人类生存来说，是个中心问题；于是，这便引出了有助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闻事业。34群体互助所强调的是对他人的爱。这种精神的重要性并没有消除新闻业决策者同从业人员在激烈混乱的经济竞争中所必须面对的难题。由于呼吁不计报酬的爱心行动，群体互助精神同经济动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经济动机促成了经济新闻媒介决策方式的形成。如果为旧城区开辟的版面不能产生强大的广告效益，相反地，却使报社花费了大笔资金以致几十名报馆工作人员失业，那将怎样？假如这些从业人员是那些近来作为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使报社从业人员多样化而招收的那一部分该怎么办？
难道为社区的一部分读者服务就值得牺牲报社自己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的谋生手段并与报社其他目标发生冲突吗？
尽管《时报》为了运营而必须挣钱，但1974．年它放弃了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决定以及将近二十年间不对城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进行报道在道德上却难以让人接受。如果城市的这个重要部分是在报纸发行地区的外围，也就是在报纸服务区的边缘，那么作出这个决定还情有可原，群体互助并不坚持制定为所有想得到的社区群众服务的行不通的商业目标，但是洛杉矶市区位于《时报》的附近，于是从道义上讲就有责任提供不问断的新闻报道。
《时报》可能由于不能更快行动而遭到批评，但它最终确实决定要创立这个特殊部门，事实上，这个决定和免费赠送部分报纸的努力已经执行过了，而那一年《时报》还遭受南加州经济不景气的打击，广告收入锐减。该报在1992年11月宣布将停止发行远离洛杉矶的圣地亚哥县版，这不但减少了发行量，还通过建立志愿者发行网而使500人失去了工作（这是大约一年中的第二个这样的志愿行动），行业分析家认为这一措施是过激的。此前一年，报业中的广告业从整体上呈现出自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下滑。《时报》广告的下滑率也因此达到了14．7%，而且1992年还在继续下滑。面对这些经济现实，《时报》被迫延迟了这一部门的设置。
除了认可发行《城市时代》的决定外，群体互助的原则还对其内容和方式表示赞同。它的社区新闻版刊登许多关注人们需要的文章：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在YMCA电视台办电脑班，为扫盲中心提供七万美元经费，办职业介绍所，对虐待妇女的男性进行劝告，免费接种疫苗，办区间公共汽车。
这个版还介绍社区内治疗的效果和良好的工作，解决合租住房居民的住房问题，帮助一所高中在校园内开荒种菜，或者让孩子们在壁画里画出他们对暴乱的感受，等等。
该版还报道与社区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诸如企业区的问题，揭露洛杉矶警察局不关心各种族移民问题，暴乱给朝鲜族社区造成的持续痛苦。
另外，“呼声”专刊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一个14岁的美国黑人女孩发表了两首诗，一首表达了她的“勇气和骄傲”，另一首则表现了暴乱带给她的痛苦以及她对公平待遇的要求。被采访的其他人也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其中包括一位流浪街头的竖笛手，享受社区服务奖学金的大学生，以及两名反对多语言教育者。
《城市时报》还通过道义上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社会契约。《城市时报》的工作人员通过与居民开座谈会，建立易于联系的办公室，帮助居民明白如何与他们联络等方式加强了和社会的联系。这些举措由于使社区成员得以通过报纸相互联系而具有孕育契约的潜力。多语声邮传播系统对那些由于语言障碍而分开的不同群体是一次联合起来的改革性的努力。从内容上讲，《城市时报》也试图通过报道不同文化事件来酝酿多语言的契约。
测试群体互助对公众的承诺要看《城市时报》随着时间的流逝仍否坚定不变。会有继续报道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承诺吗？会有继续支持满足人们需求并建立人际契约的努力的承诺吗？（即使这些努力的规模并非希望多大就能多大。）《时报》西区版助理编辑卡洛尔·布雷德莱·雪利是一位南洛杉矶居民，她在表达她对报社忽略旧城区的行为感到灰心时强调了这种承诺的重要性：
假设你住在圣莫尼卡，有人想在你居住的街区开一家酒吧，而你不希望居住的街区有一家酒吧。于是你和一些邻居聚集起来并做了两三个标志。你们来到市政厅。《时代周刊》西区版编辑部又是恰好在那里报道你们的感受，并且报道了酒吧计划。其他人读了这篇报道后加入你们的队伍。你们的呼声很快通过《时代周刊》的报道扩大开来了。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市政厅决定进行听证会。也许你并不能如愿，但你至少争取到了一次听证会。
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南洛杉矶，并且是独自一人，在媒介报道了你对于开酒吧计划的不满之后，成百人都来出席市政厅会议。另一开酒吧的计划又出现了，而你却无能为力。于是一家，又一家，迟早你会放弃你的反对意见。看起来，任何人都能在你居住的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市政府和媒介被看作是公众的守门犬，平时只是静静地守候着，当暴乱或枪杀发生时，媒介自然会走上前去。由于报道旧城区的不幸遭遇，许多人获得普利策奖，但是没有人会日复一日地呆在那儿报道那种被任何一处白人中等阶层区域的报道中视为标准的内容。按区域划分做工作计划并不是记者理想的主题，他们为社区提供了基本结构，当居民对此失去控制时，他们对社区也失去了控制。
由于从1992年到1995年兼并《城市时报》，《洛杉矶时报》的管理人员至少提供了一套关于持续报道中心城市内社区事务和问题的措施，而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意报道。《城市时报》督促编辑和记者要他们为同行业树立起以人为中心，以社区为方向的新闻事业典范。这也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明确报道涉及全社区的问题，不能忽略居民中无权无势的阶层。
三年来一直接受群体互助道德测试，但现在却背叛了承诺。放弃《城市时报》不仅是行业损失，也是一场道德悲剧。用托尼·玛尔卡诺的话来说：
我很骄傲能成为庄严承诺将洛杉矶旧城社区带出阴影的人员中的一分子，这些社区包括南部中心区、瓦茨区、朝鲜城和皮柯一联合区。有的报纸对本地区事务的报道就像是该记者身处外国一样。对于这样的错误，我们希望能尽快纠正，派空降记者前去报道凶杀案（为了平衡起见，有时也要报道节日喜庆活动），并尽快使之水落石出。很少有记者认为，费些时间同常人而非犯罪团伙、毒品贩子或受害者交谈是必要的。
《城市时报》记者曾经对这些拉美裔人口约占60%，黑人约占35%的地区作过报道，现在，它们再次成为报道的对象。
报纸有史以来就在其所在地区扮演了信息来源可靠的关键角色，并为我们的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公民价值观。如果我们丧失了与读者的生死攸关的联系，那么我们将失去一切……《洛杉矶时报》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用以建立南部中心和周围社区的联系的决定性战役，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5．迪斯尼世界诞辰庆典为了庆祝迪斯尼世界15岁的生日，它邀请了10，500位客人来参加三天的庆祝活动。它们中的一半是来自媒介的代表，而另一半则是这些代表们每人的一位朋友。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财团、航空公司、奥兰多地区宾馆、社团机构以及州和当地政府的机构共为这项活动报销了大约800万美元。
迪斯尼公司没有公布在参加庆祝会的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是一分钱都没花的，而那些为了保全面子而提出付费要求的，就按规定每个人交150美元。少数免费消费的新闻单位也以各自的方式付了费。星期天晚上最后一场晚会之后，在回宾馆的车上，一个来自佛罗里达招待中心的狂热者对全体人员宣布说，我的钱包整个周末都处于冬眠状态，那个阔佬沃尔特·迪斯尼算是个爱开晚会的家伙。
迪斯尼公司估计，在这次活动中，来自电台、电视台的那群人至少向美国的各个角落播出1000多小时的新闻报道。同时，作为迪斯尼公共关系部门的礼物，媒介工作人员走时带走了此后几个月可能用作报道的材料。三天来充分展示了壮观的游行、空中和水上的表演、奢侈浪费的饮食和迪斯尼雇员的有求必应。一些本国顶尖的表演巨星，例如乡村歌手多莱·帕滕，当与迪斯尼世界的魅力相联时，更成为了广播报道的素材。迪斯尼的管理层并没有控制新闻的报道，但在将产生的宣传上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并正确推测其结果必是极其积极的。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的：“一位奥兰多电视台记者访问一位来自科罗拉多电视台的妇女，当问及在这个周末中她是否发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时，她只说天气非常潮湿，可能会在自己的下一个报道中提及。”
前来庆祝的人群中，大多数是脱口秀的主持人、旅行作家、电台业主、无线电唱片节目广播员、出版商和杂志的工作人员。只有极少一部分代表劳工阶级的报纸。毫不奇怪，为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是迪斯尼未来的计划，有关28，000英亩土地和世界性的投资。但没有人提及佛罗里达州议会有关发展自已土地而赋予迪斯尼的特权，而前奥兰多报人苦笑地评述说：“没准这些年他们已经在迪斯尼建造核武器了，但绝不会有人操这份闲心的。”
尽管有一些来自报界和新闻教育者的微词，但迪斯尼以更高的规格再次举行了它的20周年庆祝会，这回NBC的《今日》节目令人满意地送来了30名员工以制作一期精彩的节目，包括迪斯尼董事会的签名和得到满足的访问者。当《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卡尔诺代批评了NBC这次旅行大约花费了5万美元时，NBC作出了正式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