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明白地说，罗尔斯有关正义的理论中的第一原则是适用的——给大多数人最大程度上的政治自由。匿名炸弹制造者有关暴力的实践和威胁并没有超越第一原则，运用暴力反对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它不能要求新闻工作者的参与。一些电台、报纸拒绝出版或发布明显的种族主义理论，同样地，宣传恐怖主义和提倡暴力的东西也不应当予以刊登。相据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剥夺人人都享有的平等自由权利的行动与思想，都足不道德的。
7．通过堕胎谋取暴利者1978年5月，《芝加哥太阳报》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信息：在密执安大道有四家诊所为妇女们做了不必要的堕胎手术。消息来自一位政府官员，他坚持要求不公开其姓名。他指出，每年有成百的妇女被诊所工作人员误诊为怀孕。显然，每年就有超过60，000次的堕胎手术在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诊所实施。
与政府促进会一起，《芝加哥太阳报》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它派女性调查员到私人诊所代理处要求咨询女性诊所。调查者假装要进行怀孕检测，买了男性尿样送去化验。有几次在这些男性尿样测试时却得出了阳性结果，而那妇女调查员被推荐去密执安大道的诊所做堕胎手术。
为了深入调查，调查员试图从私人诊所代理处及诊所谋职。他们的就职履历上没有隐瞒他们的背景或工作资格，但与媒介有关的信息全部删除了。第一位调查员获得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光辉里程一家时髦的诊所作接待员。在她的工作培训中，她很快发现，来做怀孕尿样检测的女性通常会被通知尿样呈阳性，或简单地根本不告知结果。在起初几个星期的暗访中，她发现在这个诊所的病人中10%以上接受了堕胎手术，即使她们的尿样测试显示她们根本没有怀孕。
最后，报社工作人员在所有四家诊所和两家代理所都获得了正式工作。
几位调查员担任了顾问或护士的助手。没有调查员进入手术室的现场。但在这种假想中存在的手术的前后，调查员与手术病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
（诊所里的手术者与病人从来不知道这些健康顾问原来是新闻调查人员。）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发现许多女性在怀孕初期接受了堕胎手术，医护人员打麻药时操作不正确，诊所工作人员没有执照，还有查有实据的误诊事件以及其他治疗失误。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出了几桩人命。
为了使自己的目击证明更有说服力，暗访人员从诊所拍摄了100多张医疗记录。这些记录被带回《芝加哥太阳报》，只删去了那些妇女的姓名。
拍摄这些照片没有经过诊所同意，事实上，这是违反伊利诺斯州的法律的。
1978年11月，《芝加哥太阳报》发表了通过堕胎谋取暴利者的系列报道。随后该州通过了几项法律来管理对外接受病人堕胎的诊所。结果，密执安大道上的两家诊所被关闭——其中一家被永远关闭。而与此事有牵连的一些医生离开了这个州。一位医生最后被投入监狱。有家诊所起诉了《芝加哥太阳报》社及政府促进会，但后来被驳回了。
轰动一时的谴责堕胎获利的系列报道，大部分是基于暗访记者们的直接观察。在整个调查中，《芝加哥太阳报》与政府促进会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进行新闻采集，以证明信息可靠，但没有注明出处。即使这样，记者采用欺骗手段获取报道就算是正当的吗？这个系列报道是否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谎言提供了一个例子呢？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每天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易得的答案。
应否使用欺骗？一个方法，就是检查它的目的。基于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新闻工作者声称那种误导性报导是为了公众利益。毕竟，报上的普通报道使得普通公众都看到了这一危险而非法的丑闻。虽然这种耗时较长能新闻采集过程可能会在暴露这场无耻的医疗操作时，涉及一些妇女，但最终这一系列报道能使芝加哥地区更多的妇女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是否需要或在哪里接受堕胎手术。紧随系列报道之后，政府采取的惩治措施也更深一层地肯定了这一点。就以上提出的种种好处而言，这样一次欺诈看来是合理的，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合理的。
从另一方面看，报业采用的方法与一些哲学传统背道而驰。康德认为凡是欺骗，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就这个案例来说，报业所编织的欺诈网已渗透到了整个新闻采集过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是有道理的：真相的最终价值是否能作为查清真相而采取的许多欺骗行为的辩解理由。
更有甚者，康德的绝对命令——对人总是只看目的不看手段——也对这一特定事例中运用的策略有怀疑。调查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观察未孕女性做堕胎手术。为了保护他们的伪装，调查人员很难干预这些虐待行为更糟的是，有时他们至少成了间接参与这一错误行为的代理人。继续为报道采集信息的决定常常引起痛苦的事情发生，也总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是报业的正当需要。然而如果从这几个月中，当调查员还在工作时，那些受了痛苦的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公正的、正当的理由，在道德上都是不成立的。无疑地，牺牲一些妇女的利益而得到报道的这一做法，根据传统道德“帮助极需帮助的人”的信念，也会受到反对。
康德的绝对命令在考虑擅自决定非法拍摄堕胎记录这一行为也很有用。康德的教条不能容忍违法。也许其他人会争辩说，在一些情况下违法是可以容忍的，比如说开快车超速送病人去医院以挽救生命。但在通过堕胎谋取暴利者这个案子里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反对政府搜查新闻编辑部的记者能够证明，他们从一个私营专业机构取走记录是合理的。执法人员和新闻工作者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康德的座右铭“对一个人公正就是对所有人公正”，可以迫使那些赞同媒体而反对政府有权进门搜查的新闻记者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
在相似的情况下，媒介究竟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标准作出困难的选择呢？
西赛拉·博克在其《撒谎》一书中建议：诚实的选择是在采取任何形式的欺骗或不正当手段之前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在通过堕胎谋取暴利者这一案件中，在它的有关方面不愿记录或提供足够的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言论之后，报业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合理的理由是除了暗中的调查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得到所需材料，诊所人员显然不可能承认任何错误，而病人则对此一无所知。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被迫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一是通知执法当局控告他们；二是加人到欺骗行为中以获得进一步的证据。在两种选择中，若选择前者，就违背了记者的职业价值与忠实的准则，并且可能不会得到正确的处理。然而若选择后者就恐怕得建立一个欺骗的机构，这在伦理道德上是不合理的。
相对而言，采用调查技术较少令人讨厌。一旦作了这种选择，那么该做些什么来最大程度地减小道德损失呢？如果报社雇用医疗人员（如护士）去诊所求职，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得报界在逐渐进入所要曝光的错误行径过程中，减少记者的错误指导；或使记者假扮成病人前往诊所，或许也能减少施加于他人身上的潜在痛苦，但这又会使记者面临受到伤害的可能性。
最后，报纸决定接受难题，承担进入诊所工作的风险。一些道德上的难题由于没有改变调查人员身份这一决定而不复存在。调查人员不实的叙述——虚构的名字和背景都被认为不仅没有必要，甚至还会产生损坏这一报道的潜在危险。虽然记者依旧超出了传统上只是公开地、微观地记录事件的工作范围，但是，通过省略一些细节这种消极的欺骗手段，使他们的报道得以进行，并同时将潜在的有害后果减小到最低程度。
通过堕胎谋取暴利的系列报道，对读者和政府人员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一系列报道没有获得普利策奖，部分原因有它运用了欺骗手段。
相似的情况还有普利策奖评委反对《芝加哥太阳报》的“海市蜃楼”旅店系列报道在同一年中获奖。¨然而，在记者的实际工作中，暗访仍被广泛地运用和接受。在一个受约束的环境中，为在危急情况下获得一个重要报道，不得不采取暗访这一最后手段，以向公众说明对待这种必须揭露的重要问题而采用权宜之计，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既不会使媒介受损失，又会使公众更加关注无法无天的势力，更加关心今日新闻媒介的道德标准。
8．性别歧视与希拉里·克林顿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希拉里·克林顿让美国人遇到了从未见过的事情：一个有参加公共服务经历的职业妇女，有可能成为第一夫人。媒介则面临着如何报道她的难题。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本应被问及她喜爱的烹饪和发型，而她是不是成了那些专门报道在不停地处理竞争中的棘手事务的候选人及其家人的“软”新闻的合适采访对象了呢？或者她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博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夫人）那样的妇女，成为总统最信任的建言者和知己，成为调查报告的合适对象呢？在这次总统竞选活动中，希拉里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不止于此。她什么都是，从被冤枉的妇女到超级妈妈到妇女联合会的姐妹，到极受尊重的律师，直到麦克贝斯夫人。在关于她的报道中，大多是充满情趣、言之有物而且显然并没有出格的，更多的是令人半信半疑的。最大的侮辱大概来自《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这家杂志称她为“克林顿专横的雅皮士妻子”。10克林顿夫人第一次在全国观众面前亮相是《60分钟》对她和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进行联合采访的时候，当时克林顿当阿肯色州州长，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预备会上的六名候选人之一。采访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比尔·克林顿对其妻不忠的问题。而克林顿夫妇坚持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并非完美，但却非常坚固。在采访过程中，希拉里说：“我不是那种像塔米·威内特之类站在丈夫身旁的小女人。”新闻界称她出言不慎。然而没有什么民意测验可表明公众的反应，因此，无法知道选民对她的言论是反对还是中立。
不管是否出了纰漏，这次采访仍表现出希拉里属于传统的“贤内助”角色，她愿意说对她丈夫事业有利的话，尽管一些竞选报道称这个职业妇女正在蒸蒸日上，许多报道依然用传统观点嘲讽她。
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里·布朗指责克林顿州长不适当地将州里的事务交给他妻子的律师事务所。在这场竞选运动中，她也因这一失误而被新闻界指责。希拉里的反应是：“我本可以呆在家里烘烤小甜饼或是泡泡茶，但我决定去从事我的专业。”这句话作为证据被新闻界广泛报道和引用，说克林顿夫人不尊重那些家庭妇女们。然而极少有新闻报道她说的另外的几句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一名热心公众事务的人，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目的正在于保证妇女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无论她们是全天在外工作，还是全天在家克尽母道，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由于这类“错误”，大众传媒工具制造出大量的传闻，来对希拉里对她丈夫的竞选活动是否有责任提出疑问。他们看起来似乎忽视了民意测验的结果，这表明这种疑问是一种顽固的生拉硬扯。民意测验一致表明，在这次的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夫人的赞成率即使在处于最低时，她仍然显得是一位极有价值的人物。
媒介内外的一些批评声称克林顿夫人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另外的人大多数是记者，说大众传媒只不过一直在做着他们的本职工作，即回答选民正在探究的关于一位可能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的问题。在她已作了四年的第一夫人并参与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时，希拉里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几乎没有丝毫的改变。例如，尽管民意测验表明人民对她普遍认同（具体来说，并没有因她领导全国保健协会而徒增烦恼），但《夜线》节目却花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晚上来探讨希拉里是否权力过大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她的畅销书和她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演讲使得一条非洲格言成为全国争论的焦点。这句格言就是“一个村庄养育一个孩子”。而保守的学校权威罗伯特·多尔则强调家庭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他们认为可以从希拉里那些关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含混语句中找到突破点。
凯茜·波利特在《国家》中写到：“对于希拉里的性别歧视的攻击，部分地是一种攻击她丈夫的懒惰的方法。”她引用的是拉什·林博的话，此人经常利用两性间的污点来表达他对某些人政策的敌意。波利特说，攻击希拉里是谴责的一种方式，“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没有触犯他们利益的办法。”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弗洛伊德·布朗在其时事通讯《克林顿观察》中，称总统是“极左思想的俘虏，他的老板希拉里就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成员”。
根据波利特的看法，性别歧视是一个广泛的媒介问题，对它不能鲁莽行事。她声称这是她“自己宠爱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