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社会的不同还在于它们向前辈所积累的知识发起挑战的意愿以及对发起了挑战的“异端分子”的宽容。有些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犹太文明，最终发展了这样一个观念，它们认为先知们已经发现了将要发现的万事万物，向他们的知识发起挑战就是冒渎圣人、该受天谴。刘易斯（Lewis，1982，pp.229—30）断言，伊斯兰传统最终相信，所有有用的知识都已得到，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所以人们所要做的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从中世纪后期开始， “穆斯林科学的工作几乎完全是汇编和重复”。面对先辈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制约了新知识的形成。刘易斯指出，在伊斯兰传统中，创新（5idaa）这个词具有消极涵义，就像西方术语“异端”一样。关于bidaa，一个尤其糟糕的形式是仿效异教徒；唯一得到允许的例外是在圣战中使用的军事技术。技术进步的放缓是否可以归咎于这种保守主义还不十分清楚。有可能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都陷人了非宗教因素所导致的保守主义的藩篱，而且这个藩篱得到了反动宗教因素的强化。毕竟，在其早期阶段，伊斯兰世界在向其他明学习（包括技术知识）的时候求知欲旺盛，几近痴迷。此外，新思想可以以评注的面目出现。
艾尔斯[Ayres，（1944）1962]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他区分了技术的动态力量和礼仪的保守力量。这两种力量以辩证方式彼此对立。技术创造力所需要的是恰当地融合过去几代人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能够摆脱过去制度那令人窒息的负担。艾尔斯推测，这种融合存在于“边缘性”的社会，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或者19世纪的美国。
除了上述在每个社会中的基本假设外，可以交流思想和经验也很重要。欧洲始终存在一种通用语言，先是拉丁语，然后是法语，伊斯兰社会和中国社会亦如此。但是，除了使知识得以流动（以书信和出版物的形式）的语言、贸易和交流之外，还存在共用的检验性和适用性的标准。这些标准得自一个共同的认识论遗产。一个特定的为全体成员所接受的认识论是必要的，这使得由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所实现的成果能够得到他人的接受，而不必重复每一件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界是真正世界性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工业革命时期的众多技术成就正是超越国界、相互协作的结果。
人口因素
有一个因素得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能说会道的群体的支持，这就是人口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波丝拉普（Bsep，1981）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她晗如其分地指出，发明同既有技术的改造和采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她的主要论点是，人口压力引起了向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转移，这将抵消并可能消除报酬递减对收入和人均产出的影响。在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有些现象，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很可能是由这样一个要素替代过程刻画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大多数技术进步既涉及节约劳动力的发明，也牵涉其他要素的发明，而且既不会归因于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亦非归因于土地对劳动力的压力。如果波丝拉普正确的话，且人口增长引起了节约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变革，那么人口的下降应该等同于促成了技术变革。机械化和机器从其性质来看意味着节约的劳动力更多，节约的其他要素更少。价格引发的这种要素偏差是否得到有效资料的证实仍是一个未知数。波丝拉普的证据几乎全部来自工业，而且往往都是非决定性的证据。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理论不能应付本文前面所描述的许多过程。望远镜、装备齐全的船只，或者针织机等的发明怎么能够由人口的变化而得到解释呢？
波丝拉普暗示了人口增长同技术变革之间第二个可能的联系，但是没有充分展开。她指出，人口密度决定了市区的规模，高度的城市化导致了在运输技术发展上的外部性。人们很可能使用这种观点来发展一个处于技术变革之中的规模经济的成熟模型，西蒙（Simon，1983）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模型有几个要素有道理。人口规模决定了潜在发明者的供给量（虽然实际发明者与潜在发明者的比例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变量）。人口越多，改良的和较便宜的产品的市场就越大，但是对于大多数产品来说，规模经济这个源泉似乎很快就会耗尽；而一件新产品拥有50万消费者还是500万消费者是无关宏旨的。人口规模越大，往往暗示劳动力分工和地区专业化越细致。尽管这些效应有可能同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没有直接关系，其主要效果是通过斯密增长而不是通过知识的变化实现的。有人经常断言，较细致的劳动力分工对技术也具有强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很少得到证据的支持（关于近期的例子，请参阅Person，1988）。集约型经济可能很重要。发明者彼此影响、相互学习，所以，具有良好的内部沟通的较大单位更有助于那些起作用的有益思想得到发展。波丝拉普主张，城市在非农业和矿业技术上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化也许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或者充分条件。但是大约从1200年开始，欧洲众多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发轫于城市。在城市里，更多的职业专业化使潜在的发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具体问题上。钟表制造者、造船二[：人，以及专业化的金属制造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都市阶级。可是，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环境同样培育了这样的群体：他们固执地要避开技术变革，并想方设法地阻挠。最初，手工业行会常常是新技术的倡导者，但是1500年之后，它们日益变成了一支保守力量。此外，农业和矿业的重要性，以及大多数优良的水力场所位于乡村，它们在这一点上限制了工业革命以前的城市的重要性。
威尔金森（wilkinson，1973）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该理论把人口、物质环境同技术变革的发生率联系起来。在这个理论中，主要基于人口证据，当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时，技术变革就会发生。威尔金森断言，当人口增长发生时，“社会将设法找到发展技术的方法，以便从其环境中增加产量”（同上，p.46）。例如，额外的能源是“应对日益困难的生存环境所必需的”。按照他的观点，在18世纪后三十多年的英国，人口增长的复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短缺，从而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p.113）。历史证据完全不支持他的解释。英国迟至18世纪才成为一个农产品净出口国，这不能说英国遭受了严重的土地短缺。木材的严重缺乏是威尔金森立论的依据，我们却知道，这种状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在前面讨论的技术革新中，从机械钟表到航海天文钟，有很大一部分完全同生态压力没有关系，而且在它们发生于其中的社会，人口增长事实上或多或少有所停滞。最为重要的是，威尔金森未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人口增长会引起相应的技术进步从而阻止了马尔萨斯灾难，而在其他的情况下人口过剩却导致了这种灾难。
在后文中，我将列举三个比较实例来说明影响技术变革的若干因素。这三个例子就是：相对于古典世界，中世纪世界中技术变革的增加；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欧洲技术的增长同中国的技术停滞相比较；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技术变革最佳典范的摇篮所取得的成就同工业革命相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