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专利的重要性因行业而异。总的说来，在机械发明上比在化学发明上更有可能取得专利，在竞争性行业上比在集中行业上更有可能取得专利。发明者最初的财富和居住地也起了作用。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发明，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取得了专利。麦克劳德（Macleod，1988，p.145）估计十分之九的专利出自那些没经历过什么革新的工业。因此，把专利数据用作技术活动指示器最近再一次在经济史学家（Economic Historian1988；Sullivan，1989）中变得流行起来，使用这种用法应该极端谨慎。发明是“不确定性活动”的一个例证，其计算和度量之难众所周知。像专利数据这样一个糟糕的近似是否一定比没有近似更强，对专利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是否对我们理解技术进步有所助益，人们对这些问题仍众说纷纭。
因此，关于专利系统在解释技术创造力时是否重要的判断显然是褒贬不一的。如果给定请准专利和专利立法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以及给定众多相对于请准专利的可选办法，专利系统对社会的技术创造力的影响远非一目了然。由于技术进步具有“免费的午餐”的性质，所以专利系统可能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即，由于发明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常常使开发成本相形见绌。因此，发明者从其发明所创造的社会剩余中获取全部甚或大部都是不必要的。专利系统担保发明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获取一部分剩余，从而从根本上荒谬地鼓励了边缘型的发明者。当然，如果这种边缘型的发明者足够多，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可能是显著的。更重要的是，专利系统鼓励了这样一些发明者：由于事前成功的概率极低，所以他们所预期的社会剩余较低。更确切地说，专利系统所鼓励的思想代表了对已接受的惯例的根本背离，我称之为大发明。于是，它在产生偶发性的激动人心的突破很重要，这种突破的情形就像一个疯子中了头彩一样。席勒（Seherer，1980，p.448）推测，这样的情形是罕见的。必须参照以下社会成本来权衡这些突破：有才能的和有创造力的头脑在技术“彩虹”的末端寻找金罐时所浪费的工作时数。
专利系统难道是工业革命时期鼓励技术变革的一个因素吗？杜顿（Dutton，1980）辩论认为，一个不完善的专利系统，例如英国的专利系统，代表了所有可能世界的最佳解。如果没有专利，发明者将丧失他们的财务激励。但是如果专利的执行太过完善，发明的传播可能会放慢步伐。对发明者来说，专利系统所提供的保护要比实际做到的更多。实际上，事先预期和事后效果之间的这种反差可能是有益的。经济学家的直觉或许是，从极其漫长的时间来看，人们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可能被愚弄的。可是，依照这种逻辑，大西洋城公司（Atlanticity）原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歇业了。此外，发明并不全然像赌博，因为根据定义，任何两个发明都是不一样的，因而可能的发明者能够从他人以前的经验中所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所以，情况很可能是，专利系统愚弄了想要成为发明者的人，使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因为如果他们已经了解扑克牌针对他们如何洗牌作弊的话，他们原本是不会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的。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它就达到了目的。
1760～1830年间英国技术进步之所以比欧洲大陆快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碰巧同欧洲历史上最激烈的事件之一同时发生。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骚乱显著地减缓了欧洲大陆技术进步的步伐的话，那么，英国到18世纪80年代所取得的领先态势之所以到1815年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差距，可能纯粹是由于这个巧合。支持这样一种阐释的证据是模棱两可的。英国的技术要跨越英吉利海峡在这些战争年月变得更加困难了，而且在1806年以后，英国同英国的海外领土以及英国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很危险。正如卡德韦尔（Cartwell，1971，D.150）指出，英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而法国则在科学上处于领先地位。科学思想和著作虽然横跨英吉利海峡往来不绝，但是技术的转移却是1793～1815年问贸易关系瓦解的牺牲品。此外，一般而言，在欧洲大陆，政治和军事事务吞噬了有天才的人物的创造性精力，造成进步减速，在法国尤其如此。有些发明者的生涯被政治事件打断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欧洲各国建立了更有远见的政府。法国资助了应用型研究，向有用的发明授奖，分别成立于1794年和1804年的两所院校动员有技术才能的人，用来满足通常由政府所决定的当前需要。类似的机构分别成立于布拉格（1806年）、维也纳（1815年）、苏黎世（1855年）和荷兰的代夫特（1863年）。例如位于奥地利里奥本（Ieoben）的矿业学校就代表了相同的思路。德国各所闻名遐迩的技术大学的成立，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中第一所大学于1825年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创办。此外，国际商业关系的重创也给予欧洲某些优势。20年来，欧洲的工业受到保护，免遭英国更便宜的制造品的竞争，导致一些“温室”产业的出现，尤其是在棉织业中。尽管免受英国竞争而获得了这个暂时的喘息之机，欧洲大陆上的新生工业却没有产生任何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东西。虽然有些城市，例如比利时的根特、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牟罗兹，确实在1815年以前设法建立了初期阶段的棉织业，但它们却从来没有达到兰开夏郡那样的势头。尽管如此，在封锁压力和法国帝国政府的激励下，欧洲大陆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有创造性的技术突破，其中包括亚麻纺纱工艺、提花织机和甜菜精炼糖技术。
远离政治事件之外的是发明者和革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例如，在法国，在财务上做得很好的或者做得不好的发明者都非常少。吕布兰和阿甘德的悲惨命运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罗伯特（连续造纸工艺的发明者）、狄默涅（缝纫机的发明者）和乔弗罗伊（于1783年建造了第一台实用汽船）死时也身无分文。旗语系统的发明者克劳德·查普由于财务困境于1805年自杀。其他一些人，例如德吉拉德和布鲁尼尔，被迫移居国外。约瑟夫·玛丽·雅卡尔是个例外。他发明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提花织机，被奖励了一笔退休金和专利权使用费，并成为国家名流之类的人物。食品保藏法的发明者尼古拉斯·阿佩特所得到的奖励更加适中一些，拿破仑所设立的法国工业鼓励学会（Frante Society forthe Encouragement ofIndustry）奖励他12000法郎的津贴。当然，并不是英国所有发明家的遭遇都像阿克赖特或者瓦特那样，不过英国确实有很多功成名就的故事，足以使人们对发明创造活动保持一种稳定的兴趣。比起所遭受的发明者不足之痛，欧洲大陆似乎更深受革新企业家的匮乏之苦。韦奇伍德、克罗谢、博尔顿或斯特拉特之类的制造业者，虽然没有创造出很多的新技术，却很识“货”，了解事物的好坏，并行动迅速，这样的制造业者在欧洲大陆似乎供给不足。尚存争议的是，虽然英国在发明家和企业家方面可能拥有绝对优势，但是由于其在企业家和熟练工人方面只拥有相对优势，因而从欧洲大陆输入发明和发明家、把企业家和技师输出到欧洲大陆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被包围领土。1860年以前，欧洲大陆一些鼎鼎大名的工业巨头是约翰·科克里尔（Johnockerial）、艾萨克·霍尔登（Isaactolden）、塞缪尔·李斯特（samueister）和威廉·马尔瓦尼（william Mlllvany）等。技术熟练和锐意进取的英国佬向欧洲大陆移居不仅证明了19世纪上半叶存在着不均衡，而且表明平衡力量起了作用，使技术变革从领头羊传播到追随者。只要这种不均衡继续存在，英国就由于暂时的优势而收获了准租金。因此，出台了不准招募熟练工人到国外工作的禁令（于1825年废止）和机械设备出口禁令（于1843年废止），尽管这些措施并不特别有效。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暂时领先不同于欧洲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拥有的暂时优势的其他时期。尽管领先地区的政府费尽心机加以阻止，技术知识还是迅速穿越欧洲的边界向外传播。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技术成功的集中成群现象呢，例如构成了工业革命的技术成功？如果革新随机发生，彼此独立，那么我们就应该预期其时间模式是分布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均一分布。工业革命和以前技术变革的成群现象之所以不同，是由于革新相互影响的程度有别。首先，存在一种模仿效应：瓦特和阿克赖特名利双收、大富大贵，成为众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发明和改进变得备受尊重，至少在某些领域中是如此。其次，存在一种补充效应：一个问题的成功解决几乎总是让人想起下一步，因而创造了启发链。众多最有用的发明其实不过是对较早期思想的根本改进：科特的搅炼一轧钢工艺、瓦特和特赖维希克的蒸汽机、克朗普顿的骡机全都可以归入这个定义。上述两种“连锁效应（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工业革命。二者只解释了工业革命的时间模式，即，当行动者彼此有力地影响对方的时候，就有可能呈现出成群的成功。当一个主体部分经由发明家、科学家和企业家持续的相互作用和“异体受精”而形成的时候，成群现象就可能发生，如同姆森和罗宾逊（Robinson and Liam，1969）所揭示的那样。当然，成群现象并不局限于技术领域：17世纪的荷兰绘画界和18、19世纪奥地利的音乐界立刻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尽管天才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呈现出均匀分布，可是天才的聚集和雇佣则的确不然。在1770~1830年间，英国就没有多少重量级的艺术家。除了浪漫的小说家和诗人有成群的现象以外，工程师、科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亦如此。
有一个方法几乎没有被有志于研究“为什么英国一马当先”这个问题的学者钻研过，这个方法涉及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在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广泛关注的是，机器将把工人抛向失业大军，这个误解持续了若干个世纪。正在进行机械化的工业中，既定企业担心遭受失败是一种更合理的关注。从手织机工人到马车夫再到铁匠，由于竞争压力，工业革命迫使企业要么顺应潮流，要么歇业。抵制革新除了来自工人以外，更有可能来自既有的企业（虽然在工匠和手织机工人的例子中，其区别或许不是非常明显）。对于那些所拥有的资本（现实资本或者人力资本）特定于旧技术、不能轻易转向新技术的人，技术进步削减了他们的财富。所以，在确立时间很长、技能密集型工业中的抵制最激烈，例如印刷业和羊毛精加工。
在工业革命中，革新所带来的收益由消费者所获取（对于消费者来说，要采取联合政治行动是极端困难的），而成本往往由少数人承担，其中许多人也许已经参加了工会，或者彼此相知且居住在相同的地区。这一事实使得对革新的抵制加剧了。受损者可能试图采用法律以外的途径（暴动、破坏机器、针对革新者的个人暴力）或者政治组织来阻止技术进步。不论哪种方式，技术进步的传播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社会斗争，使得本来应该交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事情，变成由政客和法官来裁决了。在这一点上，技术变革类似于自由贸易。好处分散到众人，而成本集中于某些人，自由贸易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而且通常是短命的。尽管我们了解起作用的力量，但要预知结果，甚或要充分了解为什么出现某个特定的结果是困难的。较为清楚的是，在1750~1850年间，英国政治组织在技术进步问题上以及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毫不妥协地支持胜利者胜于失败者。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大部分资产都在房地产和农业上，它们没有任何兴趣抵制工厂和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