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一个路径依赖的世界里，各个结果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那些本来可以存在却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人们可能产生诸多期待，其程度和它们可能令正统历史学家的反感程度差不多。巴萨拉（Basalla，1988，p.190）把这种特性称为技术的“分岔性质”，并坚持认为，“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与现在的不同……不同的选择还是有可能做出的”。如果事情确实不同，那么驾驶蒸汽驱动的汽车、以水力运转工厂、驾驶齐柏林飞艇横渡大西洋或者主要依靠土豆过活则完全是可能的。可是，本书第一部分所探讨的技术史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去奏效的系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适应了”环境，即，它工作得更好。有时，自然选择可能产生了异物，或者为时尚或迷信让路。过去存在的事物并非每一个都是好的。但是，在技术演进中，大体存在着秩序和逻辑，在必要的时候，过去的镣铐是可以被打破的。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在生物进化中，路径依赖的程度比技术进步中的强得多。令人信服的是，在适宜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蒸汽汽车或者风车的。当一项截然不同的技术的优势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经济从一项技术跳向另一项技术之类的突然跃进确实发生了。
活着的生物都属于某个物种，如同不同的生产者“属于”某项具体的技术，二者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在个体的能力之上施加了约束、在决定某些特征时引进了某种专断性。长时间播放唱片的转速是每分钟33÷圈，手动变速装置逆时针方向转动。在大多数国家里，汽车靠右侧行驶。在这些标准当中，本身不存在最优性，但是一旦存在，就必须接受，因而对能够使用的技术施加了约束。任何语言都不是“最优的”，孩子在其中学习语言的社会只不过他们碰巧出生于其中。词汇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当词汇成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时，它们就成为一个适应性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一般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采用。不过，并非所有的具体行为都有明确的适应性意义，正如并非所有的技术发明都必然富有效率（avid，1985）。
此外，在进化和技术变革中，事后看来的路线并非是事先选取的路径。在长期的变化中存在着巨大的偶然成分，历史记载表明，运气、机会主义和“扫罗王（King Sual）效应” （当为一个具体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导致全新的机会群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效应）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生物进化中，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仍争议未决。古尔德（Gould，1982a，p.384）指出这种效应在本质上是非适应性的，并强调它们在进化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类大脑的发育是一系列同选择有关的复杂因素的结果。但是，大脑一旦达到一定的大小，其工作方式就同其最初发育的选择性原因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些效应在技术史上是很普遍的。许多重大的发明在以下意义上是预适应性的：这些发明原本是为了解决局部小问题，后来迅速发展，变得面目全非。
生物物种和在用的生产技术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许多进化论生物学家相信，物种像个体一样，有生也有死。下射式水车、水钟以及纽可门发动机亦如此。相似地，物种出自别的东西。在技术上，这经由发明过程产生；在进化中，则主要通过一个被称为“在各区孤立的”或者“地理相关的”物种形成的过程而发生，即，新物种的创造是地理上孤立的结果，从而避免了杂种繁殖（Mayr，1970）。物种要么经由灭绝而消失，这常常是由于某种外部生态冲击造成的，要么经由假灭绝而消失，物种自身转变为其他东西。这两种现象在技术史中都有各自的对应物。最重要的是，技术变革和进化都含有使预期变得不可能的成分。历史学家虽然能够解释技术的过去的发展图景，却不能预期何者将出现，其程度并不比进化论生物学家能够预计未来物种较多些。巴萨拉（Basalla，1988，p.210）的分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我的分析。他悲叹道： “我们把技术演进理论视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当中往往出现达尔文式的而不是孟德尔式的人物。”这没有抓住类比的要点。遗传学研究的是种群中遗传变异的原因。可是遗传学对于我们理解物种的形成没有多少贡献，而对于我们理解物种的灭绝则完全没有贡献（Lewontin，1974，p 12）。经济学分析假定，技术将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选择，这些企业雇用的工程师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基因型技术。这些经济学分析扮演了一个类似遗传学的角色。它解释了供给和需求如何创造出多样性的技术，并指出了环境和竞争作为技术多样性程度的限制所具有的约束性影响，正如遗传学本身解释不了物种的形成，经济学分析也难以解释大发明。技术进步像进化一样，它既非命中注定，亦非意外之举。可是，达尔文的基本原理——加诸于盲目变异上的自然选择——的威力量在于，我们不需要二者择一。
进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趋势或者方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Hull，1988c）。拉兹罗（Laszlo，1987，p.83）主张，生物进化导致了越来越高的组织水平，所创造的物种越来越复杂，同时越来越专门化而易受攻击。在这些见解中，他追随了一些最杰出的创建了现代进化论生物学的科学家，从达尔文本人到罗纳尔得·费雪（Ronald Fisher-）。然而，大多数当代进化论生物学家却否认了这些主张。事实上，关于进化究竟是进步与否仍存在某种争论。生物科学的当前状态似乎倾向于这样的立场：历史记录至多同局部的和可逆的方向一致，但该问题仍有待争议。生物进化并不是目的论的，它并没有指向任何具体目标，否则人们会采取这样的观点，人类是生物进化的终极目标。辛普森（Simpson，1967，p.239~262）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推断，确定进化进步与否取决于标准的选择。阿亚拉（Ayala，1988）详细地阐述了这个主题，他否认这些主张是生存可能性或者遗传信息量之类的进步的一般标准。有赖于所选择的标准，智人其实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最进步的物种（例如，假如这个标准是采集和加工环境信息的能力）或者是最落后的物种（假如所选择的标准是从无机物质合成自己的生物材料的能力）。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喜欢一种标准胜过另一种标准。
与此相似，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就数百年来人类环境是否存在过进步进行争论是徒劳的，除非明确指明标准。经济学家愿意使用的标准是，相对于资源而言，生产性部门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这种意义上，技术进步这个名称适得其所。它造就了我们称之为“成就”的东西，即，从人类的物质方面把人类从生存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是如果这就是标准，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生活水平的提高至多只有一个半世纪之久。那么，难道1850年以前出现的技术不值得用“进步”这个词吗？在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onhilde，（1936）1965，p.7）写道： “历史学家所称的进步也许等同于动物学家所称的进化。”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经济学进步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成就，这个有限的意义是，它使得物种能够遗传和繁殖。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阐释技术进步的历史作用的演进时消除了解释的困难。技术变革要么能够增加数量，要么能够提高经济福利。纵观大部分历史，技术主要引起了人口的增长，这正是马尔萨斯所领导的古典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根据柴尔德所提议的纯生物学标准——物种规模，它事实上获得了成功。按照这种思路理解，技术作为人类创造的机会是旨在生存而通过无情的经济学机制所做出的选择，这种技术史就能够排除“辉格主义”的指责。这种经济学机制造成社会喜多厌少，宁愿更便宜而不愿更昂贵。即使我们今天所定义为生活水平的东西在19世纪中期以前没有提高得那么多，经由更佳的生产技术，我们造就了更大的家庭，使婴儿死亡率下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十分清楚，今天的历史学家抛弃了比较粗糙的进步观念——把历史看做是一个通向类似众多乌托邦的累进进步。不过，有可能走向极端，以至于否认自然选择机制会把任何一个方向都完完全全地透露给技术经济史。方向不是目的，洞悉趋势不是技术。在其更为有限的意义上，完全否定进步概念恰恰就是否定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后者正是本书着手阐述的。
于是，概括起来，如果人们承认，对于从进化的视角看待技术而言，一种自明的情形能够得到确立，那么这可能就好像是，研究经济史的渐进主义者学派，包括那些彻底否认工业革命这一概念有用的人，将能够从进化论生物学的类比中为他们的立场找到某种间接支持。在进化论生物学家中，新达尔文综合法直到最近仍是无可争议的典范。这种学说认为，进化是缓慢、连续和循序渐进的。物种通过无限小的步伐交替进化而来，每一步都非常细微、难以觉察。但是，应该对自然选择加以引导，否则它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进程，导向受控的适应性遗传变化。显然，技术史的渐进主义观点，包括对工业革命的阐释（否定了其革命的性质），将同技术变革的观点完美一致。生产方式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对先前在用技术的细小改进，正是通过成千上万个细微变化的积累，最终实现了技术进步。这种极端的渐进主义，同社会学家吉尔菲兰（S.C.Gimllan，1935）的作品有关。对于那种认为20世纪早期的发明是“伟人”创造的天真解释，这种渐进主义在当时是一剂极为必需的良药，其影响力获得了稳步增长。
许多经济史学家相信一种变革的演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演进”所使用的是其渐进的意义。他们主张，技术变革是由细小的渐进步骤组成的，一种“无数次次要的改进和修正的稳定积累，期间只有非常罕见的重大革新” （Rosenberlg，1982，p.63；同时请参阅Sahal，1981，p.37和Basalla，1988，pp.26—63）。可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物学家对于生物进化本身的渐进性质远非意见一致。在一部经典而有争议的作品中，遗传学家理查德·古尔德史密斯（Richard oldschmidt，1940）提出了小突变和大突变之间的区别。前者说明了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化，而且或多或少是连续和积累的。后者则解释了生物进化中大的跃变，创造了新的物种。古尔德史密斯相信，有时候，进化要经由这些大的跃变的跳跃式运动。他主张，物种的形成惟有经由大突变而不是通过小突变的持续积累才发生，这种观点或许过于僵化了。古尔德史密斯对标准进化理论持有批评态度，而且有恶意中伤之嫌。在进化论生物学中，新达尔文的传统智慧在古尔德史密斯的突变论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
不过，在近期，现代达尔文综合法受到了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的攻击。许多杰出的古化石学者和古生物学家，尤其是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尼尔斯·艾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断言，对连续性和渐进式变化的强调即便不是放错了地方，也是言过其实了。他们指出，同渐进论相反，化石记录表明，较长时间尺度的历史，其特征是静态的，间歇地伴之以短时期爆发式的进化性变化。这些稳定静态的时期称为“间断式均衡”。因为他们相信，进化性变化以短促跃变的方式发生，所以这些学派从古尔德史密斯的突变论观点中得到了大量的启示。
或许意味深长的是，对渐进式综合法发起的挑战来自研究化石的化石学家。他们怀疑的源头是，在极其漫长的时期内，缺乏任何变化的证据来支持静态概念，而且缺乏不同物种问中间形态的证据，后者是渐进论所必需的（Eldz edge，1985）。化石学家对进化研究的意义正是历史学家对技术研究的意义。化石学家没有考察抽象模型或者现在的实验数据，而是观察了过去的记录，由此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长期性的观点。在古尔德史密斯之后，新的间断式均衡理论家所主张的是，物种的形成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连续的、积累的和适应性的，另一种则通过不连续的、常常是非适应性的变化创造了新物种。这些大突变被认为是染色体变化的结果。染色体变化早先发生于个体的发育中，并遍及整个胚胎“引起级联效应”（Gould，1980a，p.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