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也很一般。在古典时期，造船技术对于地中海沿岸的经济体至关重要，因为在当时，繁荣主要依赖于商业，即，依赖于来自斯密增长的收益。这种增长需要经由专业化和复杂的地区间贸易网络才成为可能。地区间贸易得到对外殖民的支持，后来则得到罗马的法律和政治统治的支持。古代货船只装备一根方形主帆，有时辅之以较小的上桅帆。有人认为古代船只不能机动地逆风行驶，这种荒诞的说法到如今已经满意地被消除了（Casson，1971，pp.273—274；K.D.white，1984，p.144）。横帆船主要是为顺风行驶而设计的，虽然它们能够逆风行驶，但是至多有可能“迎风一个罗经点，”即，以79度角逆风行驶。逆向时，利用风力的最佳方式是使用“纵向”索具（使帆同船的龙骨平行）。历史学家们多年来深信，横帆是希腊和罗马人所知的惟一索具。卡森论证认为，古典文明至少了解三种形式的纵向索具：斜撑帆、三角帆和四角帆。这些船帆存在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大型商业船只不能够使用这些索具，而且原始的横帆在当时仍然盛行。纵向索具的广泛使用之所以被延迟，其理由包括：缺乏合适的制造较大桅杆的木头，纵向帆船顺风行驶速度较慢，以及在做之字形运动时（之字形运动使航行中的船只得以逆风行驶）转换船帆较困难。据说，依靠桨来驾驶船只比较困难，尽管有一个权威人士（Casson，1971，p 224．）对此进行了辩解，而且罗马人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某种进步，他们使用了枢轴装置使得操纵船只稍稍容易一些。
农业上的进步主要是地方性的。在罗马时期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反映了地中海地区基本的原始耕作技术在适应各地条件时所具有的极大多样性。节约劳动力的发明则很少。怀特（K.D.white，1984，p.58）推断：“在罗马的耕作上，技术的发展较一般，而革新仍然比较罕见。”我们知道，为了得到肥料，罗马人曾设法繁殖更优良的家畜，但是对于如何饲养家畜这一问题，他们并未得到满意的答案。罗马人在水利工程领域取得的成就在排水和灌溉等方面有少许应用，但是同两千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相比，其贡献就相形见绌了。
凡是农业要素中发生的变革都来自地中海沿岸以外的地方。高卢人以及其他的凯尔特人改进了收割装置，关于原始收割机和脱粒机还存在若干著名的却具有争议的估计。不过没有丝毫证据表明，这些工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或者对生产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木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实用发明，希腊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它对罗马社会来说则是“来自北方民族的礼物”（Forbes，1956b，p.136）。大约在公元370年，罗马一个无名氏作者写道，“尽管野蛮人得不到辩论的权力和显要的公职头衔，但是他们绝不能被视为机械发明的门外汉”（转引自De（]amp，1960，p.272）。凯尔特工匠还发明了上釉术、有辐车轮、肥皂、改良农具，以及重建后的收割机械。它被称为vallus，用于罗马帝国后期的欧洲。
水车是罗马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戽水车是依靠水流本身来驱动的一种水力提升装置，拜占庭的费罗于公元3世纪第一次对它进行了描述。戽水车其实并不是一种水车，人们对相关章节的真实性有所怀疑。罗马工程师维特鲁维欧（VitInvius）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下半叶，他描述了一种水车，水车中的齿轮用于把动力从旋转的车轮传送到磨石。即便早期参考书目为人所知，它们也没有对这种机械装置作出任何详细的描述。直到公元四五世纪，水车显然只用于研磨面粉，而且这种用途也不广泛。原因多半在于，维氏磨石是下射式磨石，效率不是很高，但建造起来通常较为便宜，也更适合于地中海沿岸的地形。上射式水车的效率更高，它们使用重力，而不是水的运动所带来的推动力，西方出现的这种水车可能要早至公元3世纪（：Reynolds，1983，p.26），可以确认的时间是公元五世纪中期的雅典（．Blaine，1976，p.166）。
于是，在评定古典技术时，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强调它们缺乏成就。原始资料是有偏颇的，因为许多由木头或皮革制成的工具和装置没有幸存下来。古典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对技术性事物费心，而技术性事物本身也许是重要的。那么，考古学能够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一些吗？最近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水车的使用比文献资料所揭示的更广泛（wikander，1985）。1929年，当湖水被排干后，著名的尼米湖沉船显露出来，船上发现了一副转盘，类似于现代概念的滚珠轴承和滚柱轴承。这种思想直到16世纪以前都没有人听到过。普莱斯论证道，我们对古典文明所做的考古工作就如同依据少许建筑物和绘画来重构现代社会，二者是等价的。“技术过去存在过，可是它不像崇高的大理石建筑物……和高级文明中不断复制的文艺作品那样幸存至今”（ce，1975，p.48）。然而，近期有一篇摘要（Greene，1986，p.170）推断，“[罗马]经济并没有显示进步或者发展的迹象，它只不过对已经存在于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万事万物加以强化罢了”。资料来源：朱迪斯·纽司莫（Juditt.Newcomerj，摘自《占代世界的技术》，亨利·霍奇斯著，企鹅出版社。
此外，芬雷（Finley，1965，p.29）指出，当前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偏见。某项发明的最初出现并不一定同它会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相一致，因为发明只有得到广泛的采用才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古典社会善于发明，善于研究，具有独创性，但它在技术上并非特别具有创造力。古典社会修建了水车，但并没有真正地利用水力；它建造了纵帆船只，却只得到小规模的使用；它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流程，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社会，而且它认识到光线是可以巧妙地操纵的，不过却从来没有把眼镜制造出来。
当古典文明成功地创造一项新颖的技术时，却常常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让它达到其逻辑上的结局，并从中榨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许多发明原本可以促成重大的经济变革，却未得到开发或者不为人知。在某些情况下，未能得到传播的技术突破不得不被独立地重新发明出来。自相矛盾之处在于：虽然人们原来可能以为，在识字率不高、地理机动性较低的社会中才会产生这些浪费现象，但是古典文明却具有相对较高的读写能力和机动性，而且所有类型的思想都是通过人口的流动和书籍来传播的。当然，也许与那些不同于对技术问题缺乏兴趣的因素有关。首先，很可能是因为，由于受到手艺或者材料的限制，使许多发明完全不起作用或者不能以足够大的规模加以生产。其次，许多古代文明被野蛮的掠夺者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文明所开发的并体现在器具或者记载于书本当中的技术完全丧失了。再次，如同迪·坎普（De Camp，1960，p.180）所指出的那样，工程师和发明者人数较少，而且他们常常力图保守各自发明的秘密，把他们的思想随自己带到坟墓当中。如我们所见，曲柄、三角帆、收割机械和滚珠轴承等所有这些发明都曾存在过一段时间，却没有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这并不是说古代经济原始、糟糕或者不能增长。但是其增长来自于让希腊人和罗马人得以闻名的下述方面：组织、贸易、秩序和金钱的使用，以及法律。这种增长能够并且确实承载一个经济体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当经济得以构建的政治基础摇摇欲坠的时候，建立在斯密增长这一单独基础之上的繁荣将会迅速地消失。
综上所述，古代社会拥有一个复杂的商业经济，并严重地依赖运输和畜力，经济当中的手工艺品和食品加工工业养育了大量的都市人口，那么，这样一种经济为什么没有对那些肯定已经困扰他们的技术难题给出相当明显的解决方案呢？这一问题仍然存在某种不可思议。其中的许多难题在我们如今所称的中世纪的头几个世纪得到了解决。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第3章中世纪
人们习惯地把中世纪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公元500年至大约1150年，以及公元1150年至大约1500年。欧洲中世纪的前期有时候仍被称为“黑暗”时代。在这个时期，欧洲设法突破了许多阻碍罗马发展的技术壁垒，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惊异，因为其中许多通常被认为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因素过去不曾存在过。尤其是在公元500年至800年间，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相较古典时期仍是原始的。识字变得较罕见，欧洲的上层社会沉湎于将彼此砍成碎片的精妙剑术，其投入程度甚至比以前的罗马人更高。商业和通讯，不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都衰落到接近于零。罗马帝国时期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别墅和城市荒芜失修。法律的执行以及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变得很不稳定。因为远近的掠夺者以罗马人不曾了解的暴力和频繁程度突袭欧洲。不过，快到黑暗时代末期的时候，即公元八九世纪，欧洲社会开始显露出技术革新的最初迹象，这些迹象最终演变成技术革新的一道洪流。即使当人口在公元9世纪开始膨胀的时候，首先涌现出来的不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有趣玩具，也不是阿基米德所发明的战争武器，而是那些减少大众的日常劳作、增加物质舒适程度的有用工具和思想。当我们把公元前300年至公元400年这七百年问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同公元’700年至公元1400年这七百年间所取得的技术进步进行比较的话，针对中世纪的偏见就会迅速消散。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技术得自三个来源：古典时期、伊斯兰及亚洲社会，以及自身的原创性。中世纪的工程师似乎不太关心思想的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只要这些思想起作用即可。有时候，看似采用了一个已知的技术，其实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发明，同样，看似新颖的想法，实际上是从其他文明借用过来的，只不过这些文明没有任何有关这项发明曾经存在的记录罢了。无论如何，新技术的传播通常是缓慢的，而旧技术常常顽强地幸存下来，并与新技术共存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就它们对总产出的直接贡献而言，农业技术中的变革尤其重要，因为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耕作。肇始于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变革经过许多个世纪才得以完成，但是它最终塑造了欧洲的历史。在这方面的变革尤其缓慢。农业技术不同于制造、运输或者信息技术，因为农业技术往往同具体的场地高度相关。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要求，相同的庄稼也会使用不同的投入以及依赖于海拔、降雨、土壤类型等不同的技术。于是，要取得技术进步，就不得不了无穷尽地进行修改和适应。因此，开发成本的一个显著部分由某项发明的使用者承担，而且额外的试验减缓了进步的步伐。
农业发展进程的本质要素是重型犁的引进和三圃制的建立。经过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966）和林恩·怀特（Lynnwhite，1962）二人天才般的共同努力，才让历史学家完全承认重型犁（称为caiTuca）的重要。在犁地的时候，地中海各经济体所使用的这种老式犁使用木制或铁制犁尖（称为“stock”）来犁开和碾碎土块，以防止水分蒸发，并经由毛细作用把下层土壤中的矿物质带到土壤表面。这种犁（aratraim）对于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平原沉重而潮湿的粘质土是不适宜的。经过改造，其最终形式是，重型犁在车轮上运动，装上一把犁刀、一个扁平犁头和一个犁壁。犁刀用于垂直切削土壤，犁头用于水平切削土壤，而犁壁把切削的土壤挤向两边从而产生较深的犁沟。重型犁使得在巨大开阔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成为可能。而这样的土地在罗马时期要么没有耕作，要么使用刀耕火种式的原始技术加以利用。尽管有些罗马犁带有车轮，但是完整的重型犁在公元6世纪以前并没有出现（white，1962，p.53）。在欧洲，重型犁能够犁出独特的既长又窄的犁沟，这些犁沟刻画了欧洲开阔原野的特征。但是由于重型犁需要一队牛来拉，所以它的影响尤其重大。没有多少农民有能力拥有这样一种昂贵的资本品，而且，中世纪社会发展了有时被称为庄园制的半合作性组织，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固定成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