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录用功能的重要性也不例外。就党的组织活力来说，培养发展党员和党的骨干，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毛泽东曾向全党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4]。总之，选择什么样的人充实党的新鲜血液，选拔什么样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可靠的接班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必须具备将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优秀人才和精英分子，吸收进政治体系的能力。这不仅要确保将社会精英人员集聚到党内，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整体规模和素质，而且要提高社会各阶层对党的政治亲和力，提高党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任务，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坚定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进这一辉煌的、崇高的、伟大的事业。因此，政治录用功能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自身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建设人才的选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胜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和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增强和优化其政治录用功能。
四、政治社会化功能
所谓政治社会化功能，就是政党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并不断强化这种认识的责任，以达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影响群众的目的。政党是具有共同政治信仰、共同价值观、共同追求的人们自愿结合而成的，与一般社会组织不同。比如，要使民众参与政治，就必须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民主的思想与程序等。再如，要使民众对选举负责，就必须使他们对选举产生的结果与自己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要使民众选择政党，就必须千方百计使民众知道政党的好处，了解政党的内部运作、政策主张、治国方略等。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政党往往通过思想灌输，或者通过民主政治或阶级斗争的实际历练，使社会成员不仅明确自己的利益所在，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而且也明确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途径，获得参与民主政治活动或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简单地说，政治社会化的突出功能在于“启蒙”和“开导”，主要依靠潜在影响、宣传启发和思想引导等途径，从而不断增强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向广大民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提高工人阶级政党自觉性的一大重要方式。“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社会实践不断表明，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主要依靠的就是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要想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的政治秩序，必须向社会成员宣传、灌输最适合维系其制度的思想，使群众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教育、影响和熏陶，使其政治意识、政治行为以及价值取向逐渐发生改变，让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认同并信仰政党的理想价值体系及其制度模式。因此，统治阶级会不失时机地向社会成员宣传、灌输它的思想观念，千方百计地向社会成员教化和传播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从而激发广大群众的潜在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将群众的需求与政党的目标真正统一起来，进而使社会成员自觉地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对政党来说，政治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需要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利用政治社会化这种手段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固然能够奏效，但是，它也可能反过来伤害和危及政党本身，对执政党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提高人们的期望值来增加对人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是政治社会化最重要的方式。假如这种期望最终得到了实现和满足，那么它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信誉和影响力，增强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假如政党提出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或是虽有实现可能但事实上却没有实现，那么，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害甚至动摇。[6]比如苏共，在独掌国家权力74年之后不但丢掉了政权，而且退出了历史舞台。苏共最终垮台的原因极其复杂，不一而足，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许诺和它所实际达到的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值相比，反差太大，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于民，而不是因为它没有给苏联人带来任何实惠和好处。这样一来，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和动摇。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实施自身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理论建设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并针对广大农民没有土地的实际情形，教育和引导广大农民认清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不断满足他们分配土地的需求，以吸引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从而拥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党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价值，同时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这不仅使我们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地与时俱进、开拓发展，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但不是全部功能，并且每项基本功能在实际运行中还会派生出其他的、相应的功能。各项功能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既没有截然的界限，也没有先后顺序的差别。也就是说，政党的功能与功能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也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彼此相融。比如，一个政党参加选举，必然要对选民进行动员，但这个选举动员不仅仅属于政治社会化功能，实际上是政党整体功能的体现。它必须同时是选民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表达，否则选民不会响应；它必须有利益综合，因为“原汁原味”的表达而不能形成明确、有力的纲领，对选民就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它还是对政治精英和选民进行政治录用的过程，通过竞选活动，发现和培养本党的人才和骨干。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党的上述四项基本功能既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也是一个彼此联系、相互融合的统一体。
五、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是一个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集中体现，也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有力保障。政党最基本的功能，一是利益表达功能，二是利益综合功能。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政党依然履行着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但是，由于党的地位、角色的变化，也使得这些功能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在不执政的情况下，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与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对峙，以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作为“斗争工具”的特点十分突出。然而，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社会中存在不同阶层和群体，它们之间的具体利益不同，导致了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作为执政党，如果一味固守特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在政治斗争中拒绝必要的妥协，只会加剧社会的冲突与分裂。相反，执政党只有积极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的渠道，不断探索民众反映各自利益、愿望和要求的途径，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全面地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和更充分地反映不同阶层的诉求，才能使执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为不同社会力量所接受、所认可、所支持。因此，这时候执政党更体现为“整合的工具”，进行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一面凸显出来，“在政党政治的实践中，现代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往往融合在一起，表现为社会整合的功能”[7]。这是因为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从法理上说，归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共同享有，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执政党作为表面超越社会各利益之上的力量，其职责和任务是千方百计整合这些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执政党自身必须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来执掌政权，否则就不能有效执政、长期执政、永久执政。执政党总要力图体现自己的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获得尽可能广大的民众的拥护与支持。此外，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也离不开执政党政治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充分实施。比如，执政党只有吸引和招募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向广大民众推荐这些精英，才能具有可靠、能干的主体来实施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再如，没有执政党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动员功能，也就无从动员群众和凝聚人心，发挥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社会整合功能是政党基本功能在执政条件下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反映了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与政党其他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社会整合功能本身就是执政党的共性使命和重要功能。
第二节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标准
政党执政后，无论是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还是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都集中地表现为“社会整合功能”。因此，分析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标准，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认识和研究。
一、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内涵
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它的含义是什么，才有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空间和可能。“社会整合功能”（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是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探讨政党的组织、协调及规范时常用的一个概念，是“社会整合”与“功能”的合成词。因此，界定“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整合”进行解读。
（一）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提出
“社会整合”是一个舶来词汇，对社会整合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国家。“整合”（Integration）是系统科学中描述系统运动发展的一个概念，与“分化”（Differentiation）相对应。中文原先没有“整合”一词，中文里的“整合”是由英文“Integration”翻译过来的，蕴含着系统内各要素通过互相作用，达到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包含的状态，从而使系统达于高度有机的团结、统一或一致性的合作。
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最早使用“整合”（Integration）这个概念，并对“整合”理论进行了最早的阐释，他在《第一原理》中阐述了著名的进化公式：“进化是经过不断的整合与分化，是从不确定、不协调的单纯性到确定的、协调的繁杂性的变化。”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包含着分化阶段和随后的整合阶段。西方早期的社会学家建构了基本的理论体系，对丰富社会整合理论做出了贡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赫伯特·斯宾塞，还有博阿兹、埃米尔·迪尔凯姆、塔尔科特·帕森斯、什穆埃尔·艾森斯塔德和西摩·马丁·李普赛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