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作战：反敌六路围攻第一期作战
谋略：节节抗击，诱敌深入
1933年7月，蒋介石出于他全面控制四川势力的目的，正式委任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多次催促刘湘就职从事。但此时的刘湘，精力并不在“剿匪”上，而是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的“安川之战”上。直到9月，刘湘打败了刘文辉，两大军阀的混战结束了，四川的军阀开始形成了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刘湘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独占四川，随即一面叫嚣“统一四川财政”、“统一四川民政”，一面在“剿匪总司令”的名义下，加大控制其他军阀势力的力度。并于10月6日在成都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其司令部就设在成都。就职当日，蒋介石派其亲信何成澹亲临监视，并宣布了委任状。刘湘表示“已抱有匪无我之决心，并望各将领共存此心，以便彻底肃清”经过在成都总司令部召开了多次“剿匪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刘湘纠集四川主要军阀，以其所属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组成“六路围攻”部署，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攻。
刘湘的“六路围攻”部署是：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的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的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田颁尧；第三路为李家钰新编第六师和罗泽洲第二十三师共15个团，由南充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李家钰为总指挥，罗泽洲为副总指挥；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的12个团，由蓬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杨森；第五路为刘湘第二十一军的24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宜汉、达县方向进攻，该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为总指挥；第六路由刘存厚残部改编的第二十三军的12个团以及盘踞在城口、镇巴地区的王三春等匪部约6个团，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总指挥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邦俊。刘湘的部署，从西北起广元至城口的千里弧线上，形成了三面围攻的态势，共集中了110余团的兵力，约20余万人。另外，还有两个空军编队共18架飞机。蒋介石除了拨给大批经费和枪支弹药外，还派飞机助战。英国帝国主义也起运了大批枪械、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给刘湘。
刘湘的围攻计划是分为三期作战：“第一期占领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河、曾口场等：第二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第三期会攻苦草坝。刘湘要求，整个围攻，各路人马要相互配合，分进合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协力推进，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另据当时的《复兴月刊》登载：刘湘任总司令职后，即与各军决定剿匪的分配与布置，计共分为六路，各路主官兵力及任务是：第一路邓锡侯任总指挥，计划出2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5个团约15000人，第一期作战任务是攻克广元，第二期任务是攻克南江；第二路田颁尧任总指挥，计划出2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2个团约20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援助第一、三路攻克仪陇，第二期任务是援助第一、三路攻克巴中；第三路李家钰任总指挥，罗泽洲任副总指挥，计划出15个团的兵力，实际出10个团约12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援助第四路攻克仪陇，第二期任务是援助第四路攻克巴中；第四路杨森任总指挥，计划出12个团的兵力，实出8个团约10000人；第一期任务是协同第三、五路推进，第二期任务也是协同第三、五路推进：第五路王陵基任总指挥，范绍曾任副总指挥，计划出30个团的兵力，后再增加约4000人，第一期任务是攻克绥定，第二期任务是攻克宣汉；第六路刘存厚任总指挥，刘邦彦任副总指挥，计划出10个团的兵力，实际出4个团约6000人，任务就是协同第五路行动。
为了配合“六路围攻”，刘湘还在成都组织了“剿赤后援会”、“安抚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此外还加紧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在各军阀统治区内增派了田赋捐税达几十种之多，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除此之外，刘湘还口出狂言地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对此，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指挥部分析认为，敌人这次的转攻兵力强大，来势凶猛，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及作战物资保障上，都远远优于红军，特别是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但是敌人也有无法克服的嗣难和矛盾。比如，在敌人围攻的六路部署中，第二路的田颂尧部、第四路的杨森部和第六路的刘存厚部之敌均受到我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未复，余悸犹存；邓锡侯部、李家钰等部，远离本防区作战，既慑于红军的声威，又担心其防区内的人民起来反抗，因此畏首畏尾，刘湘本来与各军阀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利益、势力之争的矛盾，他想利用“剿共”这一机会来加强对各路军阀的控制，但其他各路军阀也各存戒心，唯恐被刘湘吞并，暗存疑忌，心有顾虑，自诩主张，各保实力。这样就势必会直接影响各路敌人之间的协同与配合，难以形成围攻的合力，应该说，这是敌人最为致命的弱点。而从我红四方面军来说，经过前一时期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大大振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增加了勇气。与此同时，根据地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其中心区域已普遍分配了土地，当年的农业又获得了大丰收，新解放区也初步发动了群众；红军在人力、物力，尤其是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补充，兵力达到8万之众，并取得了与川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加之在根据地家门口与敌人作战，地形熟悉，有广大革命群众和地方党政的支援，有根据地的及时保障，必然会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增。另外，由于方面军与陕军孙尉如部达成协议，继续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关系，使我军可以集中兵力打击川敌。基于上述分析，我红四方面军只要作战指导正确，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是完全有条件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针对敌我双方情况的综合分析，总指挥徐向前和方面军指挥部认为，鉴于敌人这次围攻的兵力强大，进犯方向较多，易被敌分割包围，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根据反“三路围攻”的成功经验，决定仍然采取“利用我根据地的广大地域，节节抗击，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相机反击”的战略方针，以求得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过程中，大量地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
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其实际是对后发制人军事谋略在敌强我弱这一特定作战背景下的具体应用。对此，毛泽东曾作过十分精辟透彻的阐述：“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弱其优势。”也就是说，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军事谋略，是指当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发动进攻时，我应避其锋芒，先让敌一步，有计划地实施诱敌战术，将敌人诱到我根据地的内部，依靠有利的地形条件，发挥我革命群众支援的优势，一步一步地迟滞、消耗、疲饿敌人，使敌人在我根据地内越深入，战线拉得越长，兵力越分散，士气越沮丧，战斗力越削弱，而我主力则可以隐蔽集结，预设战场，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待敌人出现人困马乏，饥疲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有利战机时，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致命的打击，由此战而胜之。
临战之前，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态势是：第四军和第三十军主力及第九军4个团和即将改编为第三十三军的川东游击军集中于州河、前河地区，第三十一军全部分布于广元、昭化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九十师和八十九师一部分布于苍溪、阆中地区，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二十七师（缺一个团）分布于仪陇、营山地区。这时方面军还以约8个团的兵力分头向开县、开江城北的永兴场一线，与首先投入进攻之敌刘湘所部第五路第三师、第四师、独立军一旅和刘邦俊第六路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遭遇。经过五天的激战，我红军杀伤敌军5000多人。但终因兵力分散，未能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而敌人的后续梯队又再源源不断地增加，红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遂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直到11月中旬，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
刘湘于11月16日下令各路人马发起攻击。敌田颂尧第二路、杨森第四路，分别由阆中、蓬安先后向根据地推进。其中第四路的第三、第五、第六混成旅于11月23日侵占了营山后继续向北进犯。26日，防守这个地区的我军第九军部队集中兵力反击，一举袭占了城北十余里的凤凰岩，将敌第三混成旅全部击溃，直追至营山城下，共歼敌约两个团的兵力。我红四方面军经过东西两面这样有效的阻击，终于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我方面军全面做好反围攻的准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根据敌人展开围攻的部署和我方面军的态势，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在兵力部署上，以东线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第四军全部、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个师及第三十二军部队共20余个团，部署在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兵力抗击主要进攻方向上的敌第五路、第六路。以第三十一军主力、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等共10余个团，仍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统一指挥，分别钳制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另以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七六团分别部署于通江县北境的碑坝和旺苍坝以北的三道河地区，主要担负监视陕南敌军动静的任务。
根据方面军总部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及所进行的作战部署，全军依据各自受领的作战任务，立即掀起了反围攻的作战准备热潮。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一线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火线练兵运动。二线部队在根据地内的各个要点，加紧构筑工事，以便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时借以有力地打击敌人。除了军事准备之外，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也都动员起来，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支前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有根据地的优势。12月7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粮食会议，布置了公粮的集中、保管和运输工作，要求根据地的群众一定要彻底的坚壁清野，让侵犯根据地的敌人没吃、没喝，无法补给。11日，中共川陕省委又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的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反敌围攻的斗争中去。针对这次反围攻的形势、特点，会议讨论了党的任务、组织问题、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加强财政经济工作、开展查田运动等10余项议题。确定了当前最为紧急的任务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围攻的斗争中来，以最大的决心努力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还要求在1934年“二七”纪念日前扩大20000新兵，成立30个独立团，建立工人师、少年先锋团和妇女独立团及各县少年先锋队模范营，组织妇女侦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并以区为单位将赤卫军集中编组，“实行全赤区军事化”。会议之后各级党政组织，各群众团体，都分别召开会议立即贯彻落实。省委还组成了23个宣传队，深入各地展开工作。各县的党政军的领导机关，还共同组织了“战斗委员会”，以利于统一领导当地的反敌围攻斗争。经过这一系列扎实而有效的工作，红军和根据地党政及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力量上、物资上、训练上、战场建设上都做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同时，大大增强了与围攻之敌血战到底，并赢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