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国际争端和地区争端，中国始终采取既对国际和平安全负责，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反对动辄采取强制措施，使用武力相威胁。对于符合国际法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事情，我们就支持；对不符合的，我们就多做工作，争取朝着积极的方面做实质性的改动。中国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与热点争端和局部冲突仍呈上升趋势的过渡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仍不失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必要手段。但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应强调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防止被少数大国控制。我国为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伊拉克和伊朗两国战争问题上，我国参与安理会，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旨在寻求解决该问题的外交努力，推动实现两伊停火。在柬埔寨问题上，我国自始至终参与了联合国致力于政治解决的整个过程，积极推动签订柬问题巴黎和平协议，为柬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基础。
我国积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重视并支持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并健康发展，中国主张：维和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持以斡旋、调解、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该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即使是人道主义行动，也不应诉诸军事手段；反对实行双重标准，不能把个别或少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强加给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假联合国之名，行军事干涉之实；实施维和行动，要遵循事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守中立等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原则；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条件不成熟时不应实施维和行动，更不应该成为冲突一方，偏离维和的根本方向。1990年以来，我国参加了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派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认真履行了所承担的职责，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第二，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发展。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在南北差距仍在加大，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组织为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所做的有益工作；参与了历年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债务、贸易、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等方案。中国还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联合国近年来主持召开的一系列有关发展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而且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在许多场合都言及发展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消除贫困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安置难民、提高妇女地位、防止艾滋病、环境保护以及全球生态保护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国际上的广泛合作和共同努力。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应遵循的原则：坚持各国和平共处，维护全球社会稳定；努力加快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互尊重彼此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富国承担更多责任；促进人类共同繁荣。
第三，在联合国内外坚持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邓小平说：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个别西方大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和作用。滥用超级大国的权力，总想操纵和控制联合国，梦想像上个世纪50年代一样将联合国置于自己的指挥棒下。但是，当今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世界矛盾繁纷复杂。美国尽管是唯一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在联合国随心所欲。中国作为多极化格局中重要一极，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起着独特的平衡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立场，主持公道，合理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我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我国始终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等原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对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霸道行径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一系列有益工作。我国一贯主张，在联合国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人选最终当选。我国同七十七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
（二）积极发展同世界经贸组织关系，促进中国经济建设
邓小平1985年3月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根据邓小平上述思想，中国积极发展同各国、世界经贸组织的关系，广泛进行经贸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是当今国际经济领域三大支柱，在国际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十分重视同这三大经贸组织发展关系。世界贸易组织是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协议，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将全面管辖关贸总协定8轮谈判达成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守则、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统一处理贸易争端，从而在组织上逐渐取代关贸总协定。
从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逐步与关贸总协定恢复联系。1980年以后，中国先后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会、理事会等活动。1984年2月中国签署了由关贸总协定主持达成的《多种纤维协定》。1986年7月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递交照会，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1987年2月，按照关贸总协定的惯例和程序，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一份《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同年6月，关贸总协定成立“中国缔约国地位工作组”，对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问题进行审议。截止到1995年8月，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一共举行了19次由缔约各方参加的工作组会议。
按照关贸总协定成立的基础与各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做法，一国要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条件进入关贸总协定，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该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市场经济；该国保护国内市场的手段以关税为主；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外贸法健全，外贸政策具有透明度；外汇基本自由。
毋庸讳言，中国在最初提出“复关”申请时，以关税减让作“复关”的手段，与上述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在十余年“复关”的过程中，中国的经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不断达到新的水平，21世纪初，中国终于“入世”。
国际贸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同它们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中国是两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但中国的代表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1980年4月1日和14日，中国外交部分别致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4月17日和5月15日，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分别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合法席位。自此之后，中国同两个机构的关系迅速发展，合作卓有成效。
对华贷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中国合作关系的中心内容。世界银行向中国贷款始于1981年。最初3年，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的贷款数目很小，但此后几年，世行对华贷款规模迅速扩大。截止到1996年6月底，世行执行董事会已批准了对华贷款项目176个，累计承诺贷款金额258.89亿美元。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工业、教育、科技、卫生和环保等领域。自1991年以来，中国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笔贷款。为解决国内经济需要和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起了积极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技术性援助。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提供了诸如中央银行管理、经济统计、人员培训以及“在发展经济分析和有效地执行政策所需的手段”等各种技术援助；世界银行也为中国培训了一批经济管理人才，世界银行还派专家到中国进行考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扩大了资金来源，改善了外债结构，也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还注重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做贡献。一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货币金融制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中地位的斗争。具体表现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资本份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的斗争；反对缩短偿还期和对贷款数额的限制；对浮动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二是要求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应当削减甚至取消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债务，增加对债务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并为债务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也应该为减少贫困、解决国际债务问题做出努力，把贷款重点继续放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上，扩大基金份额，放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条件，并不应将环保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等作为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多边外交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我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90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八次挫败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捍卫了内政不容干涉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打击了西方国家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图谋，使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受到鼓舞，正义得到伸张。中国一贯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普遍性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推动人权领域里的对话、交流和国际合作。
在多边外交涉台斗争中，我国多次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和挤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图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人民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