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
当斯诺无限眷恋地告别中国，回到大洋彼岸后，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穿越了黑暗的历史隧道，踏上了光明的前程。
隔岸静观着新中国的巨变，斯诺的内心躁动不安，离别中国时，宋庆龄女士的赠言时时萦回在他的脑际：
“你回来吧。你属于中国。”
他确实属于中国。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他的爱的希冀的一部分已永远地融进中国的土地中。斯诺曾无限深情地写道：“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她的一些曾经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留在一起，同她虽然破产但仍乐观的彬彬有礼的农民留在一起，因为他们曾经给我吃，给我住；同她的脸色黝黑、衣衫褴褛、眼睛明亮的儿童留在一起，同我所认识的同辈和好友，尤其是，没有军饷的、饥饿的、农民出身的步兵留在一起，……我同他们一起打了败仗，一路踉跄地退过一个大陆，同他们一起痛哭，但仍同他们一起坚持信念，我因此感到自豪。”
是的，自从一踏上苏区的土地，斯诺便将自己融到中国人民的事业中去了，他对那片古老的土地，对那块土地上的世代耕耘者们的感情太深太厚了，他的脉搏与他们的脉搏始终在一起跳动，他不是旁观者，也不能使自己成为旁观者，而一旦历史的强力迫使他成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的旁观者时，斯诺就忍不住内心的烦躁和焦虑。
不知有多少次，他梦游那神往的国度，也不知有多少次，斯诺在痛苦地问自己：
难道再也无缘去看看那边的土地，重新在曾跋涉过的路上走走？难道再也不能去看看心爱着的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农民？难道……
斯诺不愿失望，也一直没有失望过，他努力着，他相信历史是人创造的，也只能通过人的努力来改变。他坚信中美关系终有一天要解冻，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他苦苦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历史是公正的。
1960年6月28日下午3时许，当一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苏制涡轮喷气客机在北京机场缓缓降落时，斯诺终于如愿了。他那时的心情激动极了，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我热爱中国》里曾这样描述那激动人心的历史一瞬：“他高兴得像回到了他出生的堪萨斯城。”
两个月后，斯诺被安排了一次有特殊意义的旅行——同周恩来总理一道乘专列去密云水库。
火车驶出北京市后，周总理微笑着走进客室。
此时的斯诺，正透过列车的窗子欣赏京郊的美景，思绪万千。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总理亲切的问候拉住了他那脱缰的思维野马，斯诺意外地转过身来。眼前这位脚上穿着拖鞋，身着长裤和白色运动上衣的人物，不就是自己当年在陕西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吗？！
顿时，斯诺棕色的眼睛透露出了兴奋的光。
“真是太巧了。记得23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我很吃惊。这次来到新中国，您又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共产党领导人。”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
“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去保安找毛主席。这次可就没那么周到了，得请老朋友多多包涵罗。”周恩来摊开双手笑了笑。接着又说：“不过，那次您是作为记者来的。这次就不同了嘛，我们把您看成是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记者。”
“那有何区别呢？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就必定是优秀的记者，无论您从修昔底德或司马迁开始，情况也是一样。”
“尽管如此，您的旅行不能成为一般美国记者的先例。我们把您看成作家及历史学家而非记者。”
一位古希腊哲人曾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同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无不带上政治色彩。美国记者来中国访问，本来很正常，但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就不寻常了。本来“台湾这个海岛之属于中国，犹如夏威夷之属于美国一样清楚。”但美国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因此，直到白宫承认那事实之前，美国记者将不被欢迎到中国来，即使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斯诺，也没被排除在外。
史学家、作家、记者——谁会去了解个中的区别呢？主要的还在于事情的本身。
周恩来与斯诺亲切地寒暄完后，马上转入正题。
列车在京承线上奔驰。车内，斯诺与周恩来正围绕着七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交谈着。
这七个问题是斯诺列的，目的在于对有关的中美关系问题的背景来一个总讨论，以便进而求得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七个问题是：
（1）中国会不会主动建议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无核地带的建议？
（2）这样一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哪几点？
（3）如果美国总统邀请周到美国讨论此一条约，他会接受邀请吗？
（4）中国会欢迎美国总统因此而任命的特使访问北京吗？
（5）若美国和台湾政权的（防卫）条约一天存在，中国有可能签订这一条约吗？
（6）若中国决然反对世界核武器扩张，为什么它还千方百计制造核武器。
（7）根据中国认为只有中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后，方能和美国达成协议，请评论之。
“问题倒不算多，”总理笑了笑说，“我在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已声明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在谈判桌旁，讨论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争端，虽然两国尚未互相承认，也未有外交关系。”但是，在中美两国的会谈中，在具体问题能够解决之前，首先就要达成原则上的一致。而原则上要取得一致的两点是：
（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论，应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应依赖采用军事力量或施行武力威胁；
（二）美国必须同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
总理指出：“中国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争论若不达成协议，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是难以想象的。”“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目标是旨在制造‘两个中国’，……这样的一条道路将不可能导致任何成果，而只会将解决中美关系的事情打成一个个死结。”不过，“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的；它只是时间的问题。”
时间无情，又到“解决一件具体事情”——吃饭的时候了。但斯诺不失时机，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在餐桌旁继续向总理发起进攻。斯诺问：就军事基地方面而言，中国可否允许在美国撤兵后的一个预定时期内，不派遣军队或力量去台湾，以保持台湾暂时的中立。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苦心为中、美、日、苏寻求达成一个太平洋互不侵犯协定——所有这些都是为同时安排在朝鲜、越南两地解散军事同盟而必要的前提（实际上这也是解脱的程序），并且促使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美、中互相承认。
真是难为他一片苦心。
寂静，一阵难以言语的寂静过后，总理带着幽默的口吻道：这属于外交范围，“你并非美国国务卿。而我亦非中国的外交部长。”
“我不是国务卿这一点将无人争辩，但你这句话的下半截的事情，我却不信服。”斯诺不甘示弱。
“谁敢肯定呢，你将来可能成为国务卿的。”
“不，我一生中也不会。”
“你是一个悲观论者。”
“非也，先生，一个乐观派者，是真的。”
确实，斯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有信心。正如20多年前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夺取最后胜利一样。
1960年10月1日，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建国11周年庆典，有近50万人游行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