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曾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受到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他对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客观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在他实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仍然非常尊重共产国际苏联的领导。因为，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她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共产国际自1935年7月确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以来，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方法上也较过去更注意尊重和发挥各国党的自身作用。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前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和抗日战争的前期，共产国际对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征后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除去国民党强敌的封锁等原因外，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过程中，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毛泽东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对东北军、张学良的斥责，以及他们要竭力洗清自己与事变干系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特别是王明在1937年10月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斗争。这些都反映了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在对外政策上，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支持中国反抗侵略者的、中立的或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和支持日本的德、意法西斯国家这三类，以此来确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战时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何。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1939年有过变化，主要的是把原来作为争取对象的英法美不加区别地看做是与德意日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确切的。但如果希特勒当年不是首先向西同英法开战，如果日本不是南进同英美作战，而是首先分别从两个方向占领苏联，然后再与英美法争夺世界，我们能说毛泽东的判断不正确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毛泽东的判断是依据苏联的需要作出的，还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独立制定的。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当共产国际尚在强调必须依赖英美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的时候，毛泽东就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这些指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是在苏联放弃争取英法而改同德国打交道之前。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毛泽东在外交方针和对外政策上逐渐发生变化。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以前的提法相比，就已经有所变化。他强讽“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939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进一步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他告诫党内同志，要有应付各种形势的思想准备。而苏联是在1939年3月10日以后才逐渐改变政策的。
导致毛泽东重新判断国际形势的原因，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开始逆转。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外交方针与国策时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这是发出了对日妥协的信号。这次会议还决定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的权势，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日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方针。与此相反，为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并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制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骤然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国内和国际的局势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自己内外政策。二是德国的“调停”和英美主持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做反对投降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二是日本的诱降政策。武汉失守后，侵华日军也改变战略，对国民党统治区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把主力逐步地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毛泽东强调，日本“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他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且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三是英、美、法的压力。他在一一列举了所谓民主国家英法美等，自中国抗战以来冷眼旁观和乘机大做军火生意等所作所为之后，指出：“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毛泽东提醒全党，“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弊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中国的处境，同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处境非常相近。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不再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加以区分，而把他们都看做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很自然就得到了早存此念的毛泽东的共鸣。也正因为有相同的处境和感受，或者说是有相同的立场，所以，当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之后，国际上一片谩骂声时，毛泽东却独持异议，对之表示赞许。我们不能因为有上述背景，就说毛泽东当时改变对外政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确定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抛开历史条件不顾，对毛泽东支持苏联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举动横加指责。
对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的最权威的诠释者，应该是毛泽东本人。1936年7月23日，在保安的窑洞里，当斯诺问，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您怎样看待时，毛泽东郑重地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的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这里我们就把毛泽东当年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