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必然具有它的两重性。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说，这条总路线是出现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应该说，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但是，这条总路线的缺点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是缺乏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的。当时，把高速度当作总路线的灵魂，认为“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①并以“不平衡是绝对的”理论，指责坚持综合平衡是“庸俗的平衡论”，是一种“消极平衡”，而把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高速度称之为“积极平衡”。因而它既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没有反映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它同八大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背道《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而驰的。同时，在实践上这条总路线是在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早在1955年10月2日，毛泽东就提出，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规定的速度。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强调要在各个方面开展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因此，对于1956年由周恩来及时发现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国务院努力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作了错误的批判，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错误的结论：“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这种总路线指导下的实践，就是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以，这个缺点是它致命的弱点。因为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就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因而根本不能设想，一条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总路线能够指引我国人民建成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的确定，标志着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指导方针的失误。
第二，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
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党中央在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在八大二次会议后，以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是以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加码开始的。在1958年2月上旬召开的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作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1958年度钢产量为624.8万吨，将比1957年增长19.2%。这个指标说明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但仍然没有离开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设想的轨道。同年3月31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到了同年5月6日，钢的产量711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华东区首先提出，明年本区争取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在指标层层加码的气氛之下，这个会议又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800万吨至850万吨。这次会议后，在6月间，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都向华东看齐，东北提出明年要达到1100万吨至1300万吨，华北要达到600万吨，华中也要达到500万吨……由此确认，1959年的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毛泽东约见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提出钢的产量要在去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钢的生产计划跃进到1070万吨。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这个意见被正式通过，并提出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的指标。
同钢产量翻番紧密相连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是当时编制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整个工业生产的部署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南宁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应尽快使本地区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这个文件传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力争在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至8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之下，各协作区也召开了农业会议。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7月份，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提出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实现农业增产的主要技术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还要推行高度密植。从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导“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在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是输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等社论，批判“算账派”，“条件论”，“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量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2.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由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大社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
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提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在农业合作社的后期，有些地方组织过一些大社，但都效果不佳。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9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但是，实际上这个正确的方针并没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
从1957年到1958年4月底，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了可喜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两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在以大兴水利为起点的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农业社之间自发地开始了合并活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考虑到上述情况，就提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合并为大社的建议。3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组织和发展方面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意见》还提出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四个条件，即：发展生产的需要；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地理条件适宜；社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这个《意见》于4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这个文件下达后，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闽侯县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的报导，指出，福建闽侯县“把城门、下洋、龙江等乡合并为一个大乡，把23个农业社合并为一个总社下分为11个分社”。同月20日，河南遂平县的扬店等四个乡和张堂乡的一部分共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全社共9369户，这个大社是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前身。5月份，辽宁省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了合并大社的工作。经过合并，全省由9600个社并成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九个，最大的有18000户。6、7月份，各地夏收小麦和水稻产量虚报浮夸，造成了农业生产力有极大提高的假象，一些人便误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经很不够，远不能符合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因此，在7月份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办起了七里营人民公社。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品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感到很好。在视察中，毛泽东说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日公”。8月9日，在山东视察时，当地负责同志请示大社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段话。于是“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直接转成为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热潮。
3.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鉴于“大跃进”和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现实，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自治区、省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和其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