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我国经济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主要表现在：
首先，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严重短缺。1960年全国粮食（加上大豆）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减产830亿斤。棉花1960年为2100万担，比1952年的2607万担还少507万担。油料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畜牧业下降。如猪年底头数，1960年为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近一半。由于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其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这3年财政收支不平衡，年年有赤字，多发了60亿元的票子。这几年市场供应紧张，商品短缺，挖了商品库存，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再次，浪费惊人，损失严重。1958年以来，企业亏损大大增加，到1960年，全国企业亏损总额达105亿元。小钢铁的亏损有账可查的，3年达123亿元。据不完全统计，3年国民收入损失1200亿元之多。
斯大林在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危机。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我国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就是全国性的危机，认真探讨它发生的原因和教训，对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十分有益的。在制定和执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过程中，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
第一，制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重大决策。
面临全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的。因而，从1960年夏秋之间开始考虑新的工作指导方针。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讲话时指出，1958、1959年我们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还指出，这次提出的主要指标还要加以调整，在各省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得少一点，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简要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教训。指出了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留有余地，藏一手，要实事求是。他强调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对于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0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在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根据前段时间调查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认为再继续下去不行了。在会上他提出应当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以后在会议讨论农业、冶金和计划问题时，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个意见。北戴河会议结束后，8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一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加以补充，增加“充实”二字，这样，便全面形成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说：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计划指标问题。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指出，“依据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公布于全国。在会上，毛泽东讲话强调，一定要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要着重搞质量、品种规格。他指出，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于1960年9月作出的成立中央局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第二，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恢复工农业生产。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集中力量解决对农村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和瞎指挥）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求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信中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信中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这一文件传达后，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群众反映说这是下了场及时雨，它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决心彻底纠正“五风”。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逐步解决了供给制、公共食堂等问题。1961年2、3月间，毛泽东亲自到杭州、长沙进行调查。3月13日，毛泽东提出，至今尚未解决的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为此，中央和各级领导人必须亲身作典型调查，不要不甚了了，一知半解。1961年3月下旬，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个条例草案是“十二条”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公社规模偏大、公社管理管得太多太死等问题上作出了正确规定。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带领下，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干部，纷纷到农村、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和各级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倾听了群众的呼声，了解了农村的现状，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正确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61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保留的供给制、公共食堂、托儿所等规定。
1961年7月，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地区作调查，召集了山东、河北部分省、地委书记、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讨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并于9月29日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10月间，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地调查研究一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经过对各地调查的综合研究，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至少30年不变。
党对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的调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从而大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党在集中力量调整农业的同时，也着手对工业、基建、财经的一些方面进行调整。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底全国精简了职工853万人，压缩了城镇人口1000万人。同时，又从紧缩财政开支，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等方面采取了措施。中央还先后制订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和规定，如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技“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小学教育“五十条”、“四十条”，文艺“八条”以及工业“七十条”等。这些条例和规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三，明确提出了我国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建成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他曾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我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是总结了15年赶上英国的错误实践后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1959年底，毛泽东在杭州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2年1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步设想，并说明实现了这个十年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党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并在党内正式提了出来。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第一代集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果。
毛泽东在1963年9月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特别说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他写道：“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百年来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第四，关于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