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开展以企业权力下放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为了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规定，1970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以下放企业、事业单位权力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1970年2、3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上，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1)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大多数下放地方管理，少数实行双重领导；(2)试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3)试行物资分配大包干；(4)实行财政收支大包干；(5)计划制度实行由下而上，“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
根据上述精神，同年3月5日下达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通知》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为主。正在施工的各直属基本建设项目也按上述精神分别下放地方管理。《通知》要求部直属企业下放工作在1970年进行完毕。接着，全面展开了企业下放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全国有2600多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中央直属的大型骨干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还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还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大型骨干企业。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下放，中央各民用工业部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多个，其中工厂142个，相当于1965年中央直属企业总数的0.13%，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65年的46.9%，下降为8%左右。随着工业企业的下放，商业部门也将所属的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省，省属二级批发站下放给专区。外贸部在各地的企业也全部下放给地方，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
针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过于集中的弊端进行必要的改革，是我党早在1956年便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也作过不同程度的努力。1970年以下放企业权力为中心的经济经营体制的改革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但是，由于当时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所谓“条条专政”进行了不加分析地批判，因此，这次体制改革的盲目性很大，造成了生产经营管理更加混乱的状况，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效果是不好的，教训是深刻的。
经过以上所实行的工作措施，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实现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37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普遍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4799.1亿斤，比上年增长13.7%；棉花4554万担，比上年增长33.5%；煤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1%；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达到或超过1966年的水平。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相应都有很大的发展。铁路运输量6.8132亿吨，比上年增长28.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1%。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2.9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全年财政总收入为662.9亿元，总支出为649.4亿元，盈余13.5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高达294.99亿元，比上年增长58.8%，其中国家投资255.17亿元，比上年增长53.3%；地方自筹基建投资39.82亿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上述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第三个5年计划的任务。
在这5年的动乱中，能够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由于原定的计划指标增长幅度有限，留有较大的余地；又由于60年代前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国民经济，为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由于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所以能够在极不寻常的条件下，推动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发展。
应该指出，1970年经济建设是在不可能摆脱“左”倾错误的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还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因此。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是建国以来三次经济上大起大落的其中之一。1970年计划安排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228亿元，比上年增长47%，在执行中两次追加投资50.3亿元。到年底，国家预算内投资实际完成255.17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39.82亿元，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总数达294.99亿元，比上年增加109.34亿元。全年施工项目达1409个，比原计划1113个，增加296个，全部建成投产只有235个，投产率只达16.7%，可见效率不高。由于基建规模加大，相应国民收入积累率猛增，由上年的23.2%，增长到32.9%；相应大大增加职工人数，由上年的1630万人增加到1959万人；相应造成了钢材、木材、水泥的紧张，只好采取增加进口，动用国家储备等办法来弥补“缺口”。造成这一年基建摊子铺得过大，同加快内地建设，加强战备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这一年工业生产各项指标是定得比较高的，特别是钢产量，重工业上得过快，基本建设大膨胀，势必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犯“大跃进”的“左”倾冒进的错误。
第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开始实施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同年9月，这个纲要草案提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讨论。此计划后来以中央名义作参考文件印发全国。
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制定了1975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和第四个五年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收入计划指标。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比1970年预计增长30—41%；棉花6500万担到7000万担，比1970年预计增长25—35%；钢3500万吨到4000万吨，比1970年增长106—135%；煤4亿吨到4.3亿吨，比1970年增长25—34%；原油7000万吨到1亿吨，比1970年增长133—233%；此外，电力、轻工等部门先后提出1975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一年，扭转北煤南运”的口号。这是一个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冒进的计划为了贯彻这个计划内容，当时采取了两个方面大的决策。
1.制定并实行高速度、高指标的1971年度计划
1970年12月16日至1971年2月19日举行了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拟定了1971年度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要求，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要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是相当高的。工农业总产值3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750亿元，比上年增长7%；工业总产值2600亿元，比上年增长1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是：粮食4900亿至5100亿斤；棉花4800万担至5000万担；钢2000至2100万吨；煤3.6亿至3.7亿吨；电1300亿至1350亿度；石油3900万至4000万吨；棉纱1000万件。铁路货运量7.3亿至7.5亿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0亿元。财政收支各为705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70亿元，大中型项目1168个，其中新建112个。新增职工140万至156万人。
由于这个计划的高指标，特别是突出了重工业，突出了基本建设，突出了战备。所以，尽管计划规定的任务经过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实行基建投资、物资分配、财政收支的“大包干”，扩大地理权限随着企业、事业单位权力的下放，按照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规定，还要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
所谓财政收支的“大包干”，就是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省、市、自治区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贴补），结余留用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的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无疑扩大了地方的财政权限，但是，很快就暴露了新的矛盾弊端，实行一年后作过一些修改，但弊端没有真正得到克服。
所谓物资分配“大包干”，就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实行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平衡、分配、供应物资方面的权限，有利于在本地区内对物资的统筹安排的合理使用。但由于管理上的过于分散，造成调度物资的困难，大大影响重点建设的需要，这个办法由于造成新的矛盾太多，在实际工作中也并没有全面贯彻。
所谓基本建设“大包干”，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结余归地方。地方暂时办不了的少数重点项目，实行双重领导。这个办法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上也没有全面贯彻。但是，由于地方对基本建设投资权的扩大，使我国地方小型工业继1958年以来又一次大的发展，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这些地方小工业的发展，有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由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和1971年计划规定的过高过急的要求，加上经济体制盲目性的大变动，特别是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使1971年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具体来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生产的急剧膨胀，职工人数急剧增多，1970年、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上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2倍多，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5318万人。由于职工人数猛增，使得工资支出总额突破，原计划197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96亿元，实际执行结果达到302亿元；与此同时，粮食销售量也被突破，原计划1971年粮食销售量为794亿斤，实际执行结果为855亿斤，这样，全国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相继而来，就是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恩来曾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这四个突破，表明了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倾向。
第三，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有了转机。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为反对极左思潮，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经济、组织、外交等有了转机。
1.着重解决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三个突破”
周恩来首先发现这个严重问题，他在1972年初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对此，国家计委在197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切实得到解决。所以，1972年内“三个突破”的情况继续发展，职工人数又超计划增加183万人，到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927亿斤，比上年增加43亿斤。由于粮食销售量的突破和棉花年年减产，因此，出现了粮食、棉花周转的困难，挖了库存，形成了“两个窟窿”。
对此，周恩来在1973年2月26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1973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严肃地指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各项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