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大正确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地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条基本路线来之不易，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不坚持基本路线，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坚持两只手抓工作，两只手都要硬；及时总结经验，树立务实作风。
十三大规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大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明确规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十三大首先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等改革措施的实行，这一切改革，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十三大重申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为此，必须明确几个基本观念：(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订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间接管理为主。(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大正确规定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任务，分阶段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此，十三大提出了6条原则：(1)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2)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3)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4)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5)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6)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大会根据几年来的初步实践经验，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改变了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指出：“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这样的设想是切实可行的。
十三大，还提出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十三大，对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第三，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步伐。
自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农村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承包制。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通知》对农村经济政策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等等。这个通知的执行，对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7.8%，共1.8亿农户。这表明，在我国曾经实行20多年之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已被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这样，使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得到正确的解决，农民有了充分的生产自主权，在发展农村经济大有作为。1985年后，从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着手，深化改革。
——建立乡（镇）基层政权。随着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对农村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很大的冲击。1983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作为农村基层政权，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完成建立乡（镇）政府工作，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党政不分，政社不分的状况。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这项改革，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
——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产品的购销体制，扩大农产品市场，废除统购派购制度。经过五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合作制度，推动了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自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极其有利的时机。然而，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具体来说，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保证了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发展，它的弊端日益表现出来。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第一条就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年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改革，正确处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推动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这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良好开端。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改革的起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使农村中众多的劳动力从种植业转移出来。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新生事物。国家采取了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也是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专业户、经济联合体、乡镇办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国家每年拿出一定的资源和贷款，扶持农村工、商、建、运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短短几年，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七五”时期，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比1985年增长2倍，平均每年增长25%。这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1990年乡村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14.6%上升为20.4%。乡镇企业在治理整顿中注重调整产品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发挥了自身比较灵活的特点，许多产品打人了国际市场。1990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额达到130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21.7%。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七五”时期，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2200多万人，平均每年400万人。到现在，全国乡镇企业吸纳了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城市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星星之火”。
城市改革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且逐步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
从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人手，逐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在93%的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鼓励企业承包企业、企业兼并企业，组建了一批新型的企业集团。从1986年起，为了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的试验，这个试验首先在广州市三家中小型工业企业进行，沈阳市是先从集体所有制企业试点。随后有点进展，但规模仍不大。到1987年间，广州试行股份制的全民工业企业有12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0.29%，占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数的1%；沈阳试行股份制的工业企业有70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1.36%，其中全民企业4家，占全民企业总数的0.57%，集体所有制企业66家，占集体所有制企业总数的1.51%。北京、上海试行股份制的全民企业分别占全民企业总数的0.662%和0.023%。近年来，股份制试行在深圳等特区有较大的发展。
在宏观运行机制方面，进一步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到1990年，全国有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797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0.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68.5万个，城乡个体工业617.2万个，“三资”及合营联营企业0.9万个。“七五”时期，非国营企业发展快于国营企业，导致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64.9%降到54.5%，集体所有制工业由32.1%上升到35.7%，城乡个体工业由1.9%上升到5.4%，“三资”及其他合营联营工业由1.2%上升到4.3%。
继续推进工业品价格体系改革。“六五”时期以调为主，到“七五”时期转为调放相结合。到1990年底，工业品价格中由国家定价的比重从1986年的64.2%降到54.4%。采掘、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与1985年相比，1990年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品价格分别上升为54.6%和60.8%。实行优质优价，同类产品的差价逐渐拉开，初步缓解了工业产品质量差价偏低的矛盾，也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运用价格杠杆创造了一定条件。
政府的宏观调控体制，正由直接行政控制为主，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国家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在工业生产中，1979年以前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5%以上。1984年降为40%，到1986年再降为20%左右，到现在减少到16%。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一类商品，从1984年规定256种减少到现在20种。政府对计划、投资、资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改革。“七五”时期，通过全面实施第二步的改革，将折旧基金大部留给企业，减免大中企业调节税等措施，使企业财力明显增强。据财政部统计，预算由国营工业企业的名义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已由1985年的38.3%上升到1990年的61.5%；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自有资金比1985年增长60%以上，这为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抽样调查，用企业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已占企业生产性投资的5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