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发展的任务繁重，需要解决的难题甚多，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威胁别国。从发展方面看，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17美元，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环境，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从国内需要解决的诸多难题看，如何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如何平衡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使13亿多人口在谋求更高水平生活时，与本国，包括世界的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不发生很紧张的冲突；如何应对劳动、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等，现实和可能带来的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医疗负担沉重，负债率急剧上升，经济竞争力下降等难题；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扩大就业，在老龄化过程中应对可能发生的劳动力短缺，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难题。
因此，上述中华民族这种文化秉性，加之繁重的发展、改革任务，以及应对国内诸多的难题，决定中国无暇顾及和没有精力去对外扩张，威胁别国，即使以后发展了，强盛了，也不可能对外侵略，更不可能越过太平洋，去对美国构成武力威胁。
六、只有合作型博弈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一个国家的行动所形成的成本、代价、结果和收益，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的利益。从理性方面讲，中美之间，如何考虑对方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既要坚持，又要进行适当的适应性调整，特别是通过什么样的双方关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结果和最后实现的利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对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形成的结果和利益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全球领导地位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从21世纪中至少今后50年时间的情况看，在全球地位的利益诉求上，美国的利益是保持其世界领导位势，中国并没有要当世界领导的意愿。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56年运用经济战挫败英国，对埃及动武取得苏伊士运河实际控制权图谋，并使英臣服于美国，最终获得世界霸权后，充满了民族优越感和世界领导感；而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务实不愿意多管闲事的民族，21世纪主要任务是怎样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中等发达的国家，邓小平给后代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政治遗言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搞好，在国际上决不当头。在双方世界领导权不同的利益诉求上，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处于被动位势。这种冲突的结果和给双方带来的结果和利益如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行动。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人均GDP虽然较低，但是，其水平的提高，在总量上往往形成不断增加着的巨额的经济规模。据此，美国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论中国如何表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想多出头的本意，一直在担心中国是否在21世纪会严重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21世纪中严重影响其领导地位利益的国家，从行动上遏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从政治和军事上围堵中国，则中国在应对美国领导权方面可能有以下行为。一是在许多国际场合，正面不同意美国的意见，不按美国的意愿行事。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在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世界气候大会等国际性会议上，如果美国主导，可能缺席或者派低一级官员出席会议，即使正常出席，也对美国的提案持反对意见和投反对票；或者，有时可能在口头上同意，但在行动上怠慢，并不积极支持。二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或者支持和参加俄罗斯等国的提议及行动，与美国对抗；或者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与美国形成对抗。三是积极并快速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形成世界各国共同治理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以此来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在21世纪影响其领导地位的假想敌，主动遏制和攻击中国，实际上将中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确实使中国可能会形成影响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障碍性力量。这样无谓的消耗，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快速下落。
美国如果仔细分析和理解中华民族的特性，分析和理解21世纪中国的主要任务，及中国想谋求的发展环境，并且与中国保持一种合作型博弈的战略关系，结果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将会与非合作博弈的两败俱伤相反，实现共赢。一是中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场合，与美国先行磋商协调，在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美国的动议，可支持和可不支持的，予以支持；可反对和可不反对的，最多弃权，不投反对票；对于全球和中国都有益的动议，积极支持和配合。二是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保持独立自主的中立态度，不谋求与美国对立的意见领袖国家地位。三是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乐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多发挥其作用，包括发挥其所谓的全球领袖地位作用，对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家安全利益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在领土安全方面，周边国家对美国领土存在争议和要求的情况并不存在，美国内部也没有使某一地区从美国分离的因素。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其国土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可能受到别国大规模杀伤性，包括核、化学和生物技术武器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如同“9·11”事件，由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本土实施非常规性，但是杀伤力和损失极大的攻击；由于核武制造的技术门槛已经较低，而且核武流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的渠道增多，极端恐怖主义分子非常规携带核武攻击美国本土的风险也加大。防范美国国土遭受上述这些方面的攻击，保证美国公民生命和国土安全，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安全方面的核心利益为：与有陆地边界争议的国家，合理划界；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各岛礁的主权，以及南海运输通道的安全畅通；西藏和新疆的安全稳定；海峡两岸实现最终统一等。当然还包括与美国共同的安全利益，如防范别国核弹，其他化学和生物技术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防止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各种方式的攻击。
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不但不威胁美国的利益，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积极配合者。中国虽然也拥有核武器，与美俄相比，却是第二个层次的国家，也向全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可能直接对美国发动核、化学和生物技术的战争攻击；中国不做策反美国国内分裂势力的工作；也没有发现中国籍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形成攻击威胁，更不会允许对世界各国造成威胁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在中国形成势力。中国在美国遭受“9·11”攻击时，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并在世界反恐方面，给与了声援和行动方面的配合。
然而，美国在对中国领土安全的国家利益方面，采取极不对等的非合作型博弈：从战略方面讲，将美国在全球军事力量的60%转向和集中在了亚太，形成对中国的围堵格局；对于日本及菲律宾等争夺中国有关主权岛屿问题上，实际站在日本和菲律宾一方，对这些国家发出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将帮助并参加武力所谓“保岛”和夺岛的信号；美国插手和干预中国西藏、新疆等事务，资助达赖及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家统一安全形成极大的威胁，而且美国的错误信号，往往给中国境内的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等分裂势力在思想和行动上以误导。实际上，中国在国土安全方面，其生死攸关利益受到的威胁，要比美国大得多。
那么，中国对此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必定是针锋相对，也会采取各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行动。首先，美国军事力量大兵压境，日菲等国不断挑衅，中国不得不加大核武器的研发，扩充核武库的数量，特别是加强反导，包括突破反导系统技术的投入和发展，不得不把自己逐步建设成军事大国和强国，以便利用军事实力来遏制对方对中国可能的动武，并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心理、技术和装备准备。其次，在中东、欧洲等控制核扩散、抑制核竞赛和反导系统建设等方面，因为中国本身受到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围堵，以及对中国东海和南海等利益的干扰，在这些方面与美国立场相左，是中国迫不得已的反应。中国实际上无法就这些方面，在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可以理解的是，中国从内心中希望，世界其他处不断对美国形成麻烦和问题地区，这样来分散和减轻美国对中国军事围堵的压力。再次，从各博弈方的战略平衡方面看，虽然中国可能在口头上支持核裁军，防止全球核扩散。但是，考虑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包括核威胁，中国希望俄罗斯，包括其他地区的核武力量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对美国的核武力量形成平衡和牵制。第四，与美国保持同样的立场，中国明确反对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对国内的极端势力保持高压态势；在国际上，中国首先要与中亚诸国，包括俄罗斯，形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和东亚影响中国安全的极端势力，进行合作打击。在涉及中国利益的反恐方面，中国将与美国进行合作。而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围堵攻势，在反恐上又要求中国无私和亲密合作，可能使中国勉为其难。第五，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擦枪走火，以及支持并参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岛屿之战，中国还将不得不以急剧减持美债等手段，对美国开展经济战，以平衡与美军事战中可能存在的短处。
实际上，从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看，要防止的是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攻击。然而，美国则无视中国国土安全方面的利益，本身所进行的军事力量向东亚转移的部署，就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形成军事同盟，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核心的主权利益方面，支持日本和菲律宾。这样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是：（1）中国本身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海军、空军、核武等战略力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以平衡美国的围堵，并保证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核心利益，捍卫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以及南海运输通道等安全。（2）在美国军事围堵的格局下，中国也不可能真心帮助美国在全球进行核裁军和核扩散，并希望核力量多极化，以平衡美国的核武。（3）中国也不可能真心地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吃力不讨好地帮助美国反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中国更愿意世界对美国有更多的麻烦，以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4）美国要是对中国动武，中美之间真要发生军事战，一定会伴随着经济战，也许军事战中国处于下风，但是，军事战必定会给美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形成重大的打击，美国也不会是最终的赢家。
美国需要明白的是，世界上一个没有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规模越来越大的中国积极参与的控制核竞赛、核扩散，以及世界反恐联盟，实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核竞赛、核扩散和极端恐怖宗教势力，一天不从总体上消除，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是核攻击和恐怖主义势力，而不是目前美国一些学者和政要们假想的中国。
中美双方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博弈应当回到合作型的轨道上来，而主动权在美国方面。首先，中美双方都应当尊重对方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诉求，特别是核心和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1）美国承认中国在领土安全、西藏和新疆地区稳定、海峡两岸最终统一、东海和南海等主权和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核心利益；中国特别考虑核武竞赛和扩散，以及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国土安全形成的威胁，顾及这些方面美国的利益。（2）美国向亚太的战略重心转移，应当是经济转移，而不是军事转移；更多的是因亚太经济强劲的发展，使美国更多地参与亚太经济发展的合作，实现发展的共赢，而不是美国布置更多的军力到亚太，特别是对中国形成军事围堵。（3）美国在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岛屿纠纷中，持中立和不参与的立场，调解当事方和平解决事端；即使当事各方发生军事冲突，也应当保持中立，不帮助日本和菲律宾参与战争。（4）中国积极配合美国，进行核裁军，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在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方面，在信息情报分享、跨国行动等方面，帮助美国。
只有中美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互合作，才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和扩散、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维护人类和平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三）双方经济利益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毫无疑问，中美在经济方面，双方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必然存在。但是，经济全球化，使两个国家不可能独立和封闭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在这样一种中美经济关系中，是双方都采取单边主义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进行之间的协调，进行非合作型博弈？还是相互协调，进行合作型的博弈？其对双方最终获得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