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焦点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等于被挂起来。据说，谭延闿原打算抵抗，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决不能让北人占了。但是，谭延闿在湖南，虽然身为督军，却是文人底子，跟军队没有渊源，仗着脾气好，人称“谭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谭要抵抗，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见此只好辞职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来了一个人，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自晚清以来，湖南军绅，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明摆着是要抢地盘。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没有办法，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这年的9月，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自主”，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
在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宣布独立或者自主，大到数省，小到几个县，属于家常便饭。独立也罢，自主也罢，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仅仅是说，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实，各地军阀，本来就是各自为政，不独立，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一旦宣布独立，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当然，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然后情势变化，地方独立取消，一切照旧。
然而，这回不一样。段祺瑞刚刚“讨逆”成功，变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别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凯的一半，但自视甚高。不好色，不贪财，也不染赌和毒的他，唯一的爱好，是围棋，而且自以为独步天下，因此韬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凯还大，而且刚愎自用，意志坚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战后，他既不出国，也不躲进租界，生挺着在北京不走，等着吴佩孚来抓，吴佩孚还就真的不敢动手。显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独立，这边要打，多少还会有点顾虑，但两个残缺不全、枪械不完的旅发难，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给了段祺瑞一个动武、杀鸡儆猴的机会。先期开到湖南的北洋军两个师，也乐于以强凌弱，仗，就这么打起来了。
一开仗，显然过于弱小的湘军顶不住，湖南中部的宝庆、衡山相继失陷，湘军退往湘南与两广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广西王陆荣廷，派出了大队人马，驰援湖南，桂军的加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桂湘联军攻势凌厉，原来作壁上观的湘军各部，纷纷加入联军一边。北洋军虽然也派来了增援部队，两个师的北洋军，加上曹锟的一个旅，阎锡山的一个旅，甚至张勋旧部安武军的二十个营也被派到了前线。但由于乐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军却渐显不支。
其实，当时的湘军不是用来打仗的，北洋军也一样。不真打，比划比划吓唬一下人还可以，来真的了，前线的北洋军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线打仗的军队，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战争消耗异己，这是古已有之的老权术，老术翻新，大家彼此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前线的军队，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师是主力。这两个人，很多著述上都说他们是直系，其实，他们不是段的亲信倒是可能，说是直系也不见得，因为，对于多数北洋将领来说，那时候直皖的分野还不那么清晰。这些军人，肯听差遣，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湖南是个富裕的地方，跟着督军上任，一方面能领到大笔的开拔费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北京政府的军费宽裕了起来，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富裕的地方获得新的机会，做一回镇守使，就是一方小诸侯。
然而，动真格的打仗，白白消耗自家的实力，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这些将领是绝对不干的。在前线的北洋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打算干了，于是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通电主和，呼吁南北和平。随即自行停战撤兵，一溜烟向北跑。督军傅良佐跑得比这两位还快，这边通电一发，他马上溜出长沙，恨得段祺瑞牙根痒痒，马上下令将他撤职查办。可是，兵败如山，湖南丢了，第一波的武力统一，就这样速生速灭。
前方兵败，段祺瑞为此下台，主和的冯国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但是，段祺瑞的实力并没有受损，虽然不在台上，却依然可以操控政局，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个，主持对中国借款的西原龟三，对冯国璋一点好感都没有，在他看来，冯是一个对日本怀有敌意、喜欢玩阴谋的人。段祺瑞下台后，西原特地来华，对段表示支持，给了段一笔2000万日元的“电信贷款”，由当时作为段祺瑞亲信的曹汝霖掌握。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再次出山的段祺瑞，做的是参战督办。我在上节讲过，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内阁之上的太上皇。有钱、有靠山更有决心的段祺瑞，其麾下谋士小徐，居然靠截取军火给奉系的方式，争取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同时策动了由直隶督军曹锟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十三省督军，在天津开会，成立一个比当年徐州会议更大的段祺瑞的督军后援团，一致决议，要求对南方用兵。这里，曹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当然，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确实没多少本事，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说起来，吴佩孚为曹所用，还有点传奇色彩。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人称马弁头，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汤邀请曹锟来做演讲。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回过头来，汤芗铭就向曹锟“借赵云”，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我来用。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但人家来抢了，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与其便宜了别个，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此后，逐渐地，凡是第三师训练、作战方面的事情，概由吴佩孚包办。到北军政府用兵湖南之际，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一般来说，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但是，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也对曹忠心不贰。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我以后还要提到。
第二波对南用兵，段祺瑞和徐树铮安排了三路大军，一路张敬尧，一路张怀芝，一路曹锟。三路人马都是北洋军的精锐部队，张怀芝所辖北洋军第五师，张敬尧第七师，曹锟第三师，其中前两路统帅，还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夹带人物。只有曹锟，在地缘上，跟皖系关系不大，即非皖人，也没在安徽生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