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段祺瑞和小徐真正需要担忧的，不是告老还乡的冯国璋而是远在湖南前线，却按兵不动，大肆招兵买马，加紧训练的吴佩孚。隶属于人称新直系的吴佩孚，才真的是心腹大患。曹氏家族甚至曹锟虽然未必有决心跟段祺瑞决裂，但吴佩孚可早就下了决心，而精锐尽在吴氏门下的曹锟，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了。于是吴佩孚，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搞臭了皖系，顺势迈出了取而代之的最关键的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专门讲。不止吴佩孚，连曾经闹出过武穴吁和的冯玉祥，此时的动向，也耐人寻味。此时，他在常德做镇守使。常德的学生抵制日货，砸毁了日商的店面，日方通过外交途径，索赔6000余元。而此前冯玉祥拿获了几个走私烟土的日本人，现在“罚洋一万”，最后赔款不了了之。更有意思的是，冯玉祥不仅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替学生辩解，说是学生仅仅是“在街行走”，经过日本商行，“因受日商轻重讥嘲，学生怒忿口角，致将该行玻璃器具打毁”，学生又已经四散逃走，意思是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不打算追查。同时，冯玉祥却别有用心地“饬警派警保护”日商。即派士兵前往日本商行门口站岗，看见有人来买东西就上前盘问，害得日本商行门可罗雀。
在北京焦头烂额的段祺瑞，随着运动的深入，突然发现，不仅文官曹、章、陆，他保不住，而妥协，签署战后和约根本做不到，连一向依附自己的各地军阀，都一个接一个地变了脸，纷纷要求他们亲爱的老师丢卒保车，抛弃三个“卖国贼”。
最典型的两封密电，一封来自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一封是湖南督军张敬尧。俩人都是段祺瑞铁杆的心腹爱将，前者驻守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埠，后者镇守湖南前线，直接担负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重任。卢永祥的密电是这样说的：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奉明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顾大局之意，事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谨合词电呈。卢永祥、沈宝昌这封密电，后来被用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性，似乎暗示罢课、罢市都没有罢工令他们感到情势危急。其实通观全文就知道，电文提及工人罢工，仅仅一句话，而且只是表示发生次序而已，即先有罢课，然后罢市，最后连工人也要罢工了。卢永祥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开市，言外之意，就是最怕商人罢市。但商会难以自主，要听学生的。领导运动的学生“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所以，才催促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其实，早在卢永祥跟学界和商界开会商议之时，就已经“擅自”答应劝告北京政府处理曹、章、陆，他开篇就讲，“由永祥将人民之意思代达政府，请其俯从民意，准曹等辞职，永祥愿负责担保。”似乎吃准了北京政府肯定会答应他的要求。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是五四运动另一个中心，卢永祥的压力的确很大，且不说三罢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动荡，单单罢市，就对上海的商业有很大的影响，直接损害上海的税收，会导致卢永祥利益受损，所以，卢永祥的“变节”还多少有点道理。可是，湖南是个农业省，商业税收比例不大，而且运动在湖南规模不小，但对张敬尧的财政影响不那么严重，由此产生的压力应该说不算大，然而，段祺瑞一手扶上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却也发来密电，要求罢免曹、章、陆。其电文也很有意思：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京外学商各界，莫不归咎曹、陆、章相指摘，陡起公愤。而政府对于曹、陆、章等，迄无责令引退之心，反以温慰藉。在政府鼓励人材，不惜为人受过，深具苦衷。但国家大事，坏于相护一二私人之手，殊属不值。敬尧生平与曹、章等毫无恶感，就见闻所及，则曹、章数年前亦一学生耳；显达以来，把持政柄，有何成绩？而乃假公济私，阴逞诡谋，欲掩众目。此等人材，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如再令其久居津要，贻患何堪设想？伏愿我大总统总理宸衷之断，即颁明令斥免曹、章等；速简群情共戴之外交人员，接任部务；将一切应付外交之苦心政策，公布国人。则群情自见消融，隐患从兹澌灭。民心既安，国难于以大定。亟谋统一，徐策富强，民国前途，庶几有豸。敬尧忧虑所至，急不择言。临电不胜吁祷之至。
显然，同为落井下石，张敬尧更不厚道。不仅痛骂曹、章、陆“把持政柄”，“假公济私，阴逞诡谋”，连北京政府慰留这几位都加以指责，说成袒护私人。要不是曹、章、陆等人操办西原借款，武力统一怎能发动？张敬尧督军的椅子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只要能把事端平息，牺牲几个文官，又算得了什么？此时的他，最关心的是“亟谋统一”四个字，不统一，他湖南督军就只能算一个长沙公。运动一天不停息，在湘南的吴佩孚就一天有借口抗命，武力统一就遥遥无期，张敬尧的急，急在这里。
看来，即使是段祺瑞的心腹爱将，也是屁股决定脑袋，自家的利益大于主公的利益。为了自己，急于让他们的主公丢卒保车，摆脱危机。他们不知道，曹、章、陆的地位，关系段祺瑞的整体利益，牺牲曹、章、陆，虽然可以暂时度过危机，但却是饮鸩止渴，曹、章、陆倒了，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所剩无几了。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先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战，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军，也跟西方语境里的据武割据、拦路抢劫的warlord，有相当大的区别。跟古代中国乱世割据的军阀，也大不一样。晚清一干投笔从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国内外新式军校学生，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有志爱国的青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投身新军，是为了寻出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饭辙。但如果不考虑饭碗问题，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晚清梁启超、蔡锷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体现者，身体力行地改变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积习，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并无饭碗之忧。弃文从武，为的无非是富国强兵。不仅接近同盟会的陆军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如此，跟立宪党人走得近的蔡锷、唐继尧等如此，连一些北洋军人也是如此。段祺瑞、冯国璋和吴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投笔从戎的。我们不能说，南方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当兵是为了救国，而北洋军人就个个是头脑冬烘的木头人。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声名。不仅对制度的尊重属于道义名声的一部分，而且事关民族主义的声誉，更是他们自身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旦某个集团在这方面被公认有亏，那么，这个集团离下台就不远了。袁世凯的垮台，不是因为讨袁军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在制度坚持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声名大损。五四之后，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皖系集团，也在这个方面吃了亏。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需要袁世凯通关节才过关。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人称冯河间。但段合肥的名头显然要比冯河间响，原因是中国上流社会固然对冯、段褒贬不一，但在人们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对冯国璋没有好印象。尽管如此，冯、段之间，依然积不相能。北洋集团中，有人跟冯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皖系。当然，不是直隶人必然属于直系，安徽人必然属于皖系。北洋旧耆陆建章和他的侄女婿冯玉祥都是皖人，但却跟段祺瑞视同水火。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实跟戊戌时期的帝党、后党一样，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齐锡生先生根据军阀集团成员和首领的人际关系等级，对军阀派系进行的派系分析，无疑精辟的，但应该主要适用于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分裂之后。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所以，所有的北洋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军阀相比，北洋军阀相对比较土气，留洋的学生较少。而相形之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这种状况就更突出，留学生在里面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冯玉祥的部队更土，连国内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很少，军官只用自己带出来的学兵连的人。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似乎很有利于内部的凝聚。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内森说的那样，中国军阀的派系都是围绕私人关系形成效忠结构。这对于某个规模小的集团，是合适的，比如曹锟、吴佩孚的集团，彼此按私人关系结成团体，相当牢固。但对于北洋系没有分裂之前的状况，就未必合适，那个时代的私人关系，往往非常复杂，北洋内部就更复杂。跟某个头目人物走得近，不见得就会跟另外的头面人物公开疏远。头面人物之间，也往往难以撕破脸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