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铁券制度历史，多认为脱胎于战国时期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铜节。流传下来的战国铜虎节为伏虎形状，上刻“韩将信节”等十字的阴刻铭文。虎节还有个更为人熟悉的名称——虎符，乃是战国时期将领发兵过关的凭证。为取信和防止假冒，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左侧半边交给带兵统帅，右侧半边由国君亲自保存。若遇战争或军事行动，国君便差遣信使将自己的一半拿给统帅，使得两符接榫完整，统帅方有权力调动军队。《史记》中有一篇文章《信陵君窃符救赵》，讲的就是魏公子信陵君恳请如姬夫人窃得虎符，调动八万魏军解了赵国之围的典故。郭沫若还曾以此为本创作了著名的五幕话剧，即名《虎符》。除了用在军事领域中的“虎节”，铜节还有与民生相关的舟节、车节等。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错金铜舟节”，是战国时楚怀王发给鄂地（今湖北鄂城县）君主启的免税凭证。铜节作剖开的竹节形，上有错金篆书的铭文165字，记载了公元前323年发此舟节的过程，并详细说明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以及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
“丹书铁契”这一称谓和形式最早见于汉朝。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为巩固统治拉拢人心，遂颁给功臣“丹书铁契”作为褒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顾名思义，“丹书铁契”是用朱砂写在铁板上的文契，其构造与铜节一脉相承，仍将一个整体剖作两半，君臣各执一半。但当时“丹书铁契”还未具有免死免责的功用，仅作为封赏信任的凭证并用以表德，与今日的勋章很相似。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丹书铁契始具有了“免死金牌”的意味。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近臣的铁券已然是作为防身护家之用，西魏还密赐铁券予欲归附者，作为投诚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可世相传袭。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皇帝颁发铁券则更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功勋、中兴功臣、少数民族首领皆赏赐铁券，甚至宠臣、宦官也有颁发的事例。在其制作工艺与称谓上，梁朝用银填字，因名“银券”，隋唐时改用金填字，所以又名“金券”或“金书铁券”，而铁券可以由臣子世代相传，故也称为“世券”。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曾描述过铁券其形如圆筒瓦状，而从现存最早的铁券看来，至唐后期圆筒瓦形已变作覆瓦形。至宋元明时期，铁券的赏赐制度趋于完备，明代起对整套流程已有明文规定，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级，铁券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铁券上镌刻的内容一般为四个方面：一是赐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封邑；二是受赐者的功绩勋业、对朝廷的贡献；三是皇帝授予受赐者的特权；四是皇帝的誓言，允诺受赐者及其后代享有前述特权云云。值得一提的是，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铁券的券文有两种差别：其一是谋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数趋少，且子孙不免死。由此可见，明代的统治者更加注重铁券的实用功效。
目前铁券传世的极为稀少，仅有四例，其中最早也最珍贵的，当属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公元896年唐昭宗为嘉奖吴越王钱镠讨伐董昌有功而赏赐的“金书铁券”。该铁券形如覆瓦，纵长29.8厘米，横宽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132两，上嵌350个金字，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工整，金字多有剥落。铁券所书内容主要是钱镠征讨董昌的功绩，并授予“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特权。除去此例，其余三块现存铁券均为明朝所留，分别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明宪宗于成化五年（1469年）在敕封朱永为抚宁侯时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封他为保国公时颁赐的金书铁券，以及青海博物馆收藏的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敕封李永为高阳伯时颁赐的金书铁券。
当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
读者阅至此处，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究竟哪个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类似于“最利的矛与最硬的盾”之争着实有趣，可惜历史文献中并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解答。我们不妨自行推测一下，御赐“尚方宝剑”有皇帝亲临的意味，可以先斩后奏，然而“免死金牌”——也就是丹书铁券，却也可免皇帝判下的死罪，由此看来第一回合是丹书铁券胜出了，但是大多数的铁券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而尚方宝剑却可无限次使用，那么僵持下去，是不是尚方宝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当然，这种推测不过是个笑谈，所谓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皆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最终解释权必然归皇帝所有，结局也只能是“君要臣死臣即死，君要臣活臣便活”了。
在小说《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有段别有意味的对话。柴进说：“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的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接着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其后若不是梁山好汉前来搭救，柴进早身死枯井之中了。虽然这是小说家言，并不一定作得准，然而我们也可以看看正史中的事例。后唐庄宗李存勖曾赐李继麟、郭崇韬和李嗣源三人铁券，结果是三人均遭猜忌排挤，甚至冤死殒命。李继麟本名朱友谦，巨盗出身，归附李存勖后赐名李继麟，起始深得宠幸，两个儿子都被封节度使，后来得罪庄宗身边伶人，被构陷谋反，庄宗信之，便诛了他九族，竟连他部将史武等七人也一并被牵连族诛。郭崇韬是为后唐立下赫赫战绩的大将，在平灭后梁过程中居于首功，因此被颁铁券奖励。虽然他又几乎凭一己之力攻下后蜀，却也因此遭到李存勖的猜忌，加之在宦官的挑拨下与李存勖之子李继岌不和，又因为人粗鲁而犯下一些小过失，最后惨死在乱锤之下，几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李嗣源为三人中结局较好的一个，他年轻时因骁勇善战被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收为养子，并辅佐庄宗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嗣源的晋军主力率先攻破梁都汴京后，李存勖曾拉着他的衣服说：“我的天下都是你血战得来的，以后我们一起治理。”其得宠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李存勖做了皇帝之后，一改往日英明决断，变得昏庸无能，他开始重用伶人太监，搞得后唐乌烟瘴气，对“功高盖主”的李嗣源也起了猜疑之心，派人暗中监视李嗣源的起居。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士兵因不满庄宗的昏庸而发生哗变，李嗣源奉旨前去镇压，没想到他自己的部下也参与到兵变之中，要拥戴他在北称帝。李嗣源一方面有感于庄宗的无义，另一方面在女婿石敬瑭的劝诱下，于是自立为王，在庄宗李存勖为伶人所杀后继承后唐大统，史称“后唐明宗”。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后唐才有，明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一度位居群臣之首，官拜右相国，朱元璋钦赐丹书铁券，最后却仍难逃惨死的厄运，妻女弟侄70余人也都做了刀下冤魂。
从上面的事例不难看出，赏赐丹书铁券是皇帝对人心的收买，功臣也需要它作为一种肯定，可以说是稳定皇帝与臣子间关系的制衡之举。然而位居权力顶层的帝王面对着一个矛盾：既要倚重大臣们治理国家，又要对他们时时加以提防。反观那些大臣们也有着同样的矛盾：既想建立功业有所作为，又深恐“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遭到皇帝的猜忌。“丹书铁券”制度的确立多少使这几对矛盾在表面上得以缓冲，却未能撼动矛盾本源，大臣们得到铁券受皇帝宠信，难保不招人妒忌，正所谓“树大招风”，立于风口浪尖之上其性命危险则更甚于凡人了，而一旦大臣恃宠而骄，更要为日后埋下祸患。譬如，当年弥子瑕见宠于卫灵公之时，私驾国君车子探望母病，本应罪以刖刑，却被灵公赞为“孝子”，把吃剩下的桃子留给灵公，亦令其发出“爱我哉”的感叹。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卫灵公便问难他：“你曾私自驾我的车子，还给我吃你剩下的桃子！”之前宠爱的因由竟变作日后责难的口实了。在个人权力极度膨胀之下，法令法规都可以成为一纸空文，生杀予夺无不要看皇帝的脸子行事，尚方宝剑和丹书铁券也真如文艺作品中的一样，仅是稍稍高明些的道具罢了。
链接：古人的名剑风流
中华武术被称为“国术”，博大精深，创造出的武器也种类繁多，常说的“十八般”只是概称而已。然而在诸多武器之中，唯有剑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冠绝群伦，号称“百兵之首”。
《释名》记载：“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其发明应用于商代，盛于春秋战国，后世屡经改易。出土的文物中，商代的剑为玉制，可以看出最初更多的是装饰之用。商代中期开始以铜为剑，沿袭至西周及春秋战国。当时的造剑工艺已经很高，春秋时越王勾践曾造过不少质量上乘的铜剑，其中流传至今的剑刃仍很锋利。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古时的剑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佩带的，只有具备一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佩剑。隋唐时佩剑盛行起来，不独武夫，甚至也被文人墨客视为饰物，大诗人李白便自称当年“仗剑去国”，常是剑不离身。剑因其所佩带的人身份尊崇，常与风流雅士为伴，加之后世道家以其为法器，因此它的地位高于侪辈，历史上传颂的名剑与掌故也是不胜枚举。
干将莫邪。广为人知的古代名剑干将莫邪，是以其锻造者名字命名的，《搜神记》记载了这个传说。干将是春秋时吴国人，曾为吴王造剑，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锻剑，以自身之血祭炉，始成宝剑两把，一曰干将，一曰莫邪（也作镆铘）。干将将雌剑献与楚王，雄剑传给其子。楚王得知干将私匿宝剑便将其杀害。后干将之子眉间尺长成，终于为父报仇。此一传说赞颂了剑工高超的技艺，宝剑的灵秀神采，统治者的残暴和少年的壮烈。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眉间尺》，对此进行了重新演绎。
湛卢。《辞海》载：“湛卢山位于福建北部松溪县境内，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遂以剑名山。”传说欧冶子为春秋时越国人，最著名的铸剑师，是莫邪的父亲。他曾应越王允常（勾践之父）之命，于湛卢山结庐铸剑，三年始成。此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刃，为当世五大名剑之首。传说湛卢后世曾辗转至唐朝名将薛礼（仁贵）之手，又为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所有，及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父子风波亭遇害后，湛卢剑亦不知所终。
钜阙。一作巨阙，刃长三尺有三，柄长七寸，刃宽约五寸，重约五斤，挥动时剑气纵横，亦为名匠欧冶子所铸，春秋五大名剑之一。传说钜阙剑初成时，越王勾践坐于露坛上，忽见宫中有一马车失控，横冲直奔，惊吓了宫中饲养的白鹿。于是越王勾践拔出钜阙一剑指向暴走的马车，未及剑身滑落，剑气却已将马车砍为两节，又将马车的碎片激飞得四散很远。勾践又以铜釜铁锅试剑，便如同切米糕一样轻松，因此称其“巨阙”。这段故事记录于《越绝外传·记宝剑》，是勾践对薛烛所言。薛烛为春秋时越人，也是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年轻相剑师。
纯钧。纯钧亦是越王勾践的佩剑，《越绝外传·记宝剑》曾对其外观有精彩的描述，说它仿佛刚出水的芙蓉，文彩灿烂如天上斗列的星辰，光芒浑然如清水漫出池塘，剑刃锋锐如天工造化的巉岩，材质神幻如即将消融的冰凌。薛烛甚至说它比钜阙还要珍贵，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即便给骏马千匹、两处富庶之乡、两座有千户人家的大城市也不能换取，真可称得上价值连城了。
鱼肠。鱼肠剑是少数见于正史的宝剑之一，刺客专诸用其格杀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载，吴国公子光想要杀死父亲吴王僚自立为王，伍子胥向他推荐了勇士专诸。当日专诸将鱼肠宝剑暗藏于鱼腹之中，虽然天上出现了“长虹贯日”的异象，但吴王僚没有发觉，遂被专诸刺杀，鱼肠剑也因之声名大噪。关于鱼肠剑的样式得名，一说其短小可入鱼腹，一说剑之纹理盘曲仿若鱼肠。
太阿。又作泰阿，是古代楚国的宝剑。《越绝外传·记宝剑》中楚王请欧冶子、干将、莫邪来西平堂溪铸成太阿名剑，“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越绝书》中讲到楚王与智者风胡子论太阿，说它是把威道之剑。秦朝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由此看出，太阿后为秦始皇所有。太阿也是为数不多出现在正史中的宝剑，《汉书·梅福传》载：“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后人用成语“太阿倒持”比喻大权交给别人反受其害。《晋书·张华传》亦记载，西晋人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