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又担心吴、蜀的战事，身体越来越差。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留下遗命，在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座，“千万不能让后人知道我的葬处，以免被人发掘。”嘱咐完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身亡。
案例点评
曹操的性格诊断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以其天才的创作艺术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形象，而曹操是其中性格最复杂、最丰富的艺术形象。罗贯中对曹操的刻画，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使人物傲然独立，不流于俗，因此显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小说中曹操是以奸雄的面目出现的，豁达大度，胸怀大志，同时又敏感多疑，狡诈无比。当初曹操想借献刀之名刺杀董卓，事情失败后慌忙逃出洛阳，怀疑热情招待他的吕伯奢要谋害他，惊怒之下屠杀吕伯奢一家八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让救命恩人陈宫弃他而去；他的多疑性格还表现在无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身边的人，都处处设防，为防自己睡觉时被周围人所暗算，他还自导自演了梦中杀人的丑剧，不仅无故杀了忠心服侍自己的侍从，连看穿他伎俩的杨修也找借口杀了；对投奔自己的故友旧交许攸，虽然表面上“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其实却屡耍狡诈伎俩；他虽能广揽人才、任人唯才，却总是疑其不忠，因为第一谋士荀彧劝他不要加爵为魏公，便忘记荀彧的汗马功劳，“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并有意羞辱，直至荀彧服毒自杀；他虽身患重病，但当神医华佗提出用利斧劈开其头而治风疾时，又怀疑华佗要谋害自己，不肯医治，最后病情恶化而亡；他即使临死前也不忘给自己设立七十二座疑冢，以防后人掘墓，可谓多疑成性。
曹操这种多疑的性格也使他尝尽了苦头，正因为多疑，怕被欺骗，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错杀了蔡瑁、张允，失去了两员深谙水军的将领，以致最后赤壁一战，败走华容道；诸葛亮也正是抓住了曹操多疑的个性，才冒险草船借箭，不仅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十万只箭，还极大地挫败了曹军的士气。
一世奸雄曹操固然有其雄才大略，但由于自身的多疑性格，又使他失去很多优秀人才、民心相离，最后只能占天时，却无法得到人和，以至于在有生之年不能实现统一中原的野心，而且正是因为多疑个性才错失治愈风疾的良机，最后英雄殒命。
可以看出，曹操的多疑在时间上不是偶尔出现，而是贯穿他的一生；在程度上不像常人那样轻微，而是严重超出正常范围，影响到周围的人和社会。虽然性格包含很多内容，但过分多疑绝对是曹操的主人格或核心人格，是他性格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的性格是由多种心理特征所构成，平时评论人的性格时，多半只用一个最突出或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主人格或核心人格。当多疑的性格特征成为人格中的主人格，而且表现程度超出一定的限度，我们就认为个体性格发展不健全，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多疑性格形成的心理机制
对于曹操的多疑性格，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性格特征不是生来就有的，多疑表现出来的各种怪异行为特征也不是随意出现的。正如每个人的性格形成一样，也是在先天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在某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通过不断地社会内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是遗传和后天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成因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揭开隐藏在性格面具背后的本质特征，发掘曹操多疑性格特征与缺陷产生的原因，解读千古一帝的内心世界。
自卑的童年经历
家谱调查及遗传学研究表明，性格与血缘关系有关；双生子研究也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出现更高的性格相似性。但是我们无法对曹操进行先天生物化学方面的测定以及对其祖辈的遗传基因进行调查，只能把探索的目光放在曹操心理和社会因素上，追溯到曹操的童年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性格形成过程中，早期环境和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童年时期是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阶段，生命的前五年完成了性格塑造的绝大部分，以后的生活经历只是对性格的进一步补充和改造，所以童年时期的培养和影响对个体性格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曹操来说，他的童年并没有像其他世家贵族公子那样幸福快乐。曹操的祖父曹腾，年轻时被阉割，进入宫廷当小太监，伺候皇太子读书。曹腾前后服侍了四五个皇帝，地位极为重要，晚年为继承自己的爵位领养了曹操的父亲嵩，曹嵩本姓夏侯。由于曹腾的庇荫，曹嵩由司隶校尉平步青云到位列三公，曹氏家族也算是官居显赫，但是由于宦官在社会上历来受人歧视，因而曹氏家族仍然被列入不能享有政治特权的“寒族”，和当时的世家豪族比起来，社会地位还是要低得多。按照当时的标准，士族与庶族、寒门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官职的高低或财产的多少，而是宗族的血统。曹操的祖父是宦官，自然谈不上什么高贵血统。不仅如此，更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是，父亲曹嵩又是给宦官做养子，这在世家大族看来，罪行比给普通人做倒插门的“赘婿”还要严重。后来袁绍讨伐曹操的时候，陈琳就在讨伐檄文里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
童年的物质生活虽然很富裕，但周围对他宗族的鄙视却使曹操一直生活在自卑中。父亲曹嵩或许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曹操是宦官后代，给曹操起名叫阿瞒，又名吉利，很显然，这种家族的自卑肯定会通过对曹操的教育而灌输给他，使曹操从小就受到自卑的无意识渗透，心底留下的深深烙印使其自尊心受到严重扭曲，毫无疑问这会影响到他性格的正常发展。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潜意识中不愉快的经验积压多了就会形成情结。曹操这段最初的人生经历，也许成年后不能完全回忆起来，但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抹去，或许早已进入曹操的潜意识，形成一个自卑情结，在内心的最深处时时刻刻影响着曹操。
正是这种童年的自卑感使曹操内心毫无安全感可言。在曹操眼里，没有人可以信任，这使得曹操形成了敏感多疑、冲动偏激等性格特征，而潜意识中自卑的外在表现又是盲目自负、刚愎自用，曹操正有此特点。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内心充满自卑，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要么是生活放荡不羁，极力掩饰自己的缺陷，逃避现实，以毁灭自己来报复这种让人压抑的礼教思想，最后形成退缩反应；要么就是过度补偿，极度寻求另一方面的满足，借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一旦有机会爆发则会不可收拾。
曹操小的时候很机灵，善于随机应变，生活放荡不羁，有时喜欢玩飞鹰猎犬，爱耍枪棒，经常很晚才回家。他的叔父曾经多次在曹嵩面前提及曹操的这些行为。一次，曹操碰到叔父时故意口眼歪斜装出中风的样子，叔父急忙告诉曹嵩，等曹嵩见到曹操的时候，看到曹操并没有任何异样，便问：“叔父不是说你中风了吗？”曹操说：“我从来没有中过风，只因叔父不喜欢我，才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从此以后，曹嵩就不再相信曹操叔父的话，曹操于是越发放纵了。
这也可以看出曹操小时候机智狡诈、放荡不羁的性格特征。随着年岁的增长，曹操渐渐涉足社会，感到时代的动荡，经常发出“忧世不治”的感慨，决定远离飞鹰猎犬的生活，开始博览群书，勤奋学习。当曹操长大成人后，二十岁举孝廉开始走上仕途，从此就一发不可收。他把对生活的堕落转化为对权力和功名的追求，想用建功立业来摆脱贵族士大夫对家族的看法，用功成名就来摆脱自己骨子里的那份呵护已久的自卑情结。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自卑感的补偿行为必然会同时出现。”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曹操最初童年的异常经历，才有了史书中的奸雄形象。
叛逆的文化情结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童年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同样重要。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是内化的、潜意识的演变，往往不如一些刺激性的事件那么明显突出，但其影响绝不亚于那些突发事件。
东汉魏晋时期，虽然产生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思想倾向，士子们既追求道家的人性自由，又恪守儒家礼教，并且力求二者的和谐与统一。但不管是贵族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在其放荡不羁、纵酒狂论的背后，都蕴藏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由于他们骨子里深受儒家的忠君、忧道、建功、立业人生理想的影响，因此陷入了内在与外在、精神与肉体的冲突、痛苦和折磨之中。
在如此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曹操，自任洛阳北都尉开始，先后任顿丘县令、入京做议郎、出任济南相、东郡太守等职都显示出不畏权贵的优良品质。董卓之乱时，曹操不愿跟董卓同流合污，拒绝董卓的邀请，逃出京城聚众讨伐。年轻的曹操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匡扶社稷，做一个治世之臣。直至手握重兵，集汉室大权于一身的时候，曹操在铜雀台大宴群臣之时，讲自己当初“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之上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是他的志向，可见儒家思想在曹操心里还是有着极重的分量。但此时曹操的爵位比志向中的“征西侯”要尊贵多了，曹操的叛逆之心也开始蠢蠢欲动，挟天子以令诸侯，由开始的“入城见帝，拜于殿阶之下”，到剑履上殿、杀国舅董承、弑皇帝宠妃伏皇后，企图僭越的狐狸尾巴还是露了出来。但曹操位极人臣几十年，至死也没有染指皇帝宝座，不能不说是曹操内心的儒家情结在起作用，这也体现了曹操人格的双重性。曹操一方面很有正义感，具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很癫狂和残暴，潜意识里的那份叛逆情结暴露无遗。难怪东汉末年著名的品评专家许劭用一句话概括了曹操的一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和所有当时的士子们一样陷入两者的冲突之中，即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不相统一，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讲到的本我和超我不能很好地协调一致，这使他内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现实和道德规范要他忠君爱国，做一个百世流芳的周文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甘心与改朝换代、曹氏国姓的千载良机失之交臂，尤其是在他权倾朝野，手握重兵，对皇位触手可及的时候，内心超我和本我的斗争就更加激烈。
面对如此难以抉择的困境，不管是谁都会背上重重的心理包袱，都需要寻求两者协调统一的方法来平衡内心的冲突，需要消释那种压在胸口的大石。对于高高在上的曹操，曲高和寡，这种篡逆之心怎么可能告诉其他人，只能自己把这份不臣之念藏在心里，独自承受着这份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长此以往，曹操在矛盾冲突之下得以发展的性格也就不太可能正常，出现性格多疑就不足为奇了。当个体无法排解内心的压抑和冲突，自我不能很好地驾驭本我和超我这两辆马车时，内在的心理隐患就开始乘虚而入，曹操不健全的性格特征开始左右着他的行为，从而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举动。
重大的应激事件
除去文化环境对曹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外，生活中一些极富刺激性的事件对曹操性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虽然一个人的性格很难彻底改变，一些生活事件也不会直接导致个体性格的变化，除非脑部受损。但经常出现的这些精神事件肯定会刺激到个体的心理状态，进而对个体的性格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对曹操来说，本来童年时期缺乏安全感，就已经形成了一些怪异性格，所以地位慢慢地变化后，他不仅要担心被手下人暗算，晚上睡觉担惊受怕，为求安全不惜“梦中”杀人，而且要面对群雄人人得而食其肉的被动局面，不知道哪场战斗就会马革裹尸，一命呜呼了，因此精神高度紧张。曹操一生遭遇离奇，不知道闯过几回鬼门关，其中曹操濮阳中计被困和割须弃袍两次战役最为惊心动魄。
曹操东征西讨，屡次与鬼神擦肩而过，整天生活在这样担惊受怕的环境中，没有一刻能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时间一长自然会身心俱疲，心理焦虑值升高。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都是有限的，如果经常超过这个极限、心理高负荷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疾患，有的人甚至因为惊吓过度患精神病。曹操就患有风疾、头脑疼痛病，这种病更多是平时过度焦虑、精神高度紧张所致。不能否认，持续的焦虑和紧张不安，也是滋生性格缺陷的温床。
心理学家和医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多疑性格的缺陷不仅会给工作、社交等带来很多障碍，而且也是精神健康的潜在威胁。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都与性格上的缺陷有密切联系。精神病学家把容易诱发精神病的性格称为“易感性素质”，即有这种性格的人倘若遇到精神与环境方面的不良刺激，一部分人很容易产生精神疾病。曹操临终前脑中一直出现关羽、伏皇后、董贵人等幻觉，表明他也已经开始出现精神病的症状了。
因此，多疑性格缺陷值得重视，曹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唯才是举、从善如流，固然让他闻者相投，但他自身的性格缺陷使得他戴上多疑诡诈、滥杀无辜的“面具”，又让他失道寡助，虽然占尽天时却不能一统天下，最后不得不抱憾而终。可以说，曹操的遗憾也是其性格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