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原因，他们就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碍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经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1843年2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人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冈上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土地分散的爱尔兰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
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
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
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竟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经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3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15000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600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75000人。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50万居民中，有58.5万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爱尔兰有230万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27%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
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
爱尔兰民族的特点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
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
在爱尔兰，贫穷以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经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注：这是一个错误。小经济从中世纪起一直是农业中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此，小农经济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给农民。——恩格斯加的注），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象的。据艾利生计算，要投资12000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原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经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谷物法
（Corn Laws，或称“玉米法案”）指英国1672年制定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并在1815年通过新的谷物法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该法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