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所说的“西头”是指天津城西西马路以西偏北的地区。西头中心地带是在南头窑下坡地，那时这里被称为“永丰屯”。主要街道有南大道、西关外大街、太平街，至双街口南转西大湾子至驴市口，再西行有支路，通双庙街、贺家楼后街和怡和斗店西鱼市街，最终至旧天津县界的芥园和三庆营门。俗话所称“西大湾子”、“梁家嘴”均属“西头”范围，“西北角”即西北城角，“自来水”是在原芥园旧址建起的水厂，后来叫芥园水厂。
漕运引发了经济的繁荣，经济又带动了文化的兴旺，旧时的“西头”也聚居了不少文人名士和官僚商贾。世居永丰屯贺家楼后的高家即是“西头”的名门大户。高家文风极盛，富于收藏，高凌雯、高凌霄等辈对文化事业多有贡献。高凌雯是光绪癸巳科举人，曾任国子监候补博士、学部普通司主事。早年留意兴学，以后即全力从事天津文史方志工作，修成《天津县新志》二十八卷及多部著作，并倡组城南诗社与崇化学会。高凌霄为光绪庚辰进士，曾任直隶州知州，工书善画。字法董其昌，画在白阳青藤之间。尤爱作蔬果、鱼蟹。墨笔燥湿互用，率笔写出，颇得隽逸之趣。太平街附近有泥人张的故居，张氏传人儿童时期就独具匠心，常带领小朋友到御河边摔土制泥人，照着庙宇的塑像仿制小泥人，凡出力帮忙的孩子各得其所。老年间蒲包店还住有一位孝母的王三，每天晚上沿街叫喊：“三年叫佛，两年还愿。”……
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的旧居原在“西头”文昌宫三道街，也叫四棵树，东临文昌宫大街，北临贞女大街，西临民居，为四合院建筑群，内有东跨院、西花园、会客厅、书斋、藏书楼等，院内有假山和柿树，花园里有枣树，故书斋取名“枣香室”。二道院是当年的严氏女中课堂。房屋为木梁柱举架式结构，青砖硬山顶。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两千多平方米。严修故居包括：开天津近代教育之先河的严氏保姆讲习所及蒙养园，严氏女学初、高两部，严氏女子中学（南开女中前身），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以及崇化学会初始阶段的所在地。严修中翰林后，文昌宫三道街遂改称严翰林胡同。
“西头”还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识别甲骨的地方。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潍坊古董商人范寿轩携带由河南安阳出土、刻有符号的甲骨多片，来天津住在“西头”马家店，王襄、孟广慧等闻讯后前往马家店审视，判断其上所刻可能系古人所写文字，当即购得小部分。后范又将所剩售与北京的王懿荣。如此一来，王襄等人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事情反倒鲜为人知。据称马家店当年是禽鸟贩子的聚处，故称“画眉画”，又因为它太小又叫“麻雀店”。如今这个小店依然存在，也可作为天津人发现甲骨的一个见证吧！
“西头”一带的南运河河道亦曾被裁湾改道。晚清以写谴责小说著称的吴趼人，曾写《恨海》一书，书中提到闺中女子张棣华，因八国联军侵略由北京逃出，路经天津“西头”，“是夜去西大湾子停泊投宿。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当时的西大湾子后来被改道，成为一条弯曲但平坦的道路。据已故民俗专家张仲先生考证，是1922年由顺直水利委员会将它“裁湾取直”而另开辟芥园到今大丰桥一段新河，因而西大湾子已不再有《恨海》中描写的旧观。
双庙街，吕祖堂，文昌宫里是学堂
当年天津城西有不少庙宇，主要有如意庵、慈惠寺、千福寺、文昌宫、韦驮庙、吕祖堂、双忠庙、太阳宫、谢公祠、地坛、福寿宫、龙王庙、河神庙、海会寺等30多座。这些庙宇在民国初年废庙兴学时，大多改为学校，至解放前夕尚在的有千福寺、吕祖堂、韦驮庙、双忠庙。
双庙街是指双忠庙大街。双忠庙建于明中叶，庙中祭祀关羽、岳飞，俗称双庙。庙之东有一条大街，西起如意庵大街，东至南头窑大街，长520米，后来成了红桥区幼儿园。
吕祖堂原是永丰屯的祠堂，始建于明朝宣德八年（1433年）。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供奉吕祖的道观，并定名为吕祖堂，在前殿内设有吕洞宾的塑像，有出家道士主持道教活动，念经做道场。很多善男信女到这里烧香礼拜，每逢初一、十五香火更旺，香烟缭绕，钟声长鸣，信徒进出络绎不绝。后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等几次修葺。
吕祖堂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五仙堂，前院东西两侧有回廊。当年，在前殿迎门正位供奉吕洞宾及其弟子的塑像。后殿供奉北斗元君，两侧是药王与药圣。西侧配殿——五仙堂供奉道教北五祖。吕祖堂虽是一处不大的道教活动场所，但当年在天津卫却是具有较大影响的道教圣地。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在吕祖堂设立过“总坛口”，更使吕祖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吕祖堂载入近代史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宫最早为文昌祠。天津设卫后，明永乐四年（1406年），在城外西北角相继建造庙宇，文昌祠为其中之一。文昌又名文曲星或文星，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旧时为读书人所崇祀，故在此建祠供奉。道光元年（1821年），原山东武定营守备、举人、邑绅侯肇安和进士王天锡、举人梅成栋等人发起重修文昌祠，并将毗邻之天安寺、海潮庵与之合并，改称文昌宫。道光七年（1827年）在宫西侧创建辅仁书院，作为士子科举的预备场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受“西学”影响，辅仁书院改为“天河师范学堂”，成为天津最早培养师资的洋学堂。此后相继更名为直隶省第一师范学堂、河北省师附小、文昌宫小学等。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近代文化先驱者弘一大师李叔同曾为该校撰写过一首校歌，歌词是：“文昌在上，文明之光。地灵人杰，效师长；初学根本，实切强；精神腾跃，成文章。君不见，七十二沽水源远流长。”
芦子坑，老铁桥，大胡同子金家窑
题目中所说的四个地方，是1917年海河裁湾取直之前的老地方，都在距三岔口不远处。芦子坑早已不存。老铁桥是建于1888年督署后南运河上的一座铁桥，旧名金华桥，俗称老铁桥。三岔河口裁湾改直后，此桥移建在北大关与河北大街的南运河上，又称北大关桥。大胡同是天津最大的“胡同”，名为胡同，实为一条大街，清朝道光年间成街，原是南运河与北运河两座浮桥之间的一条通道。因在南运河北岸，短似胡同，初名“河北大胡同”。南运河裁湾使得大胡同位置改在南运河南岸，遂更名“大胡同”。
金家窑实为天津的一座村落，历史甚为久远。关于金家窑，民间有两种传说：一种说法是，金家窑是“金甲尧”的谐音，金甲尧是明初住在那里的一名武进士，曾组织民间练习武功，后在永乐年间中为武进士，天津旧有的举重石锁上，凡刻有“金甲”的，都是为纪念金甲尧的；另一种说法是，金家窑又叫“金鸡窑”，明朝初年在那里筑窑烧砖时，挖出金鸡一只，众人惊喜，因之命名“金鸡窑”，久而久之，讹传为金家窑了。
其实，金家窑原为砖窑名，据《天津县志》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初建土城，至弘治六、七年间（1493、1494年）由驻津副使刘福改修砖城（包砌），时有十五座官窑烧砖。据传，另有私窑四座，即李家窑、赵家窑、金家窑、南头窑。其中金家窑为金姓（时称金四爷）所建，故名。其后砖窑外迁，金家窑则演变成为这一带的地名。
历史上，金家窑经历过深重的磨难。清咸丰八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首先占据了三岔河口一带，包括当年曾为乾隆行宫的望海楼（不是后来的教堂）及崇禧观、药王庙等，并占据了金家窑一带的民房。侵略者驱逐居民，拆毁民房，抢劫衣物、家具，迫使他们流离失所。有的在金钟河附近搭盖窝铺，有的睡在路旁。街上一座水月庵神庙，神像被搬出弃置，占作军营。面对侵略军的暴行，居民们气愤万分，纷纷到团练局要求同敌人“械斗血战，夺回村落，以泄众恨”，但这种正义行为却遭到张锦文等人的制止。人们忍无可忍，一天深夜，一名群众将附近三间草房放火焚烧，意图延烧侵略军营房，侵略军惊慌起来，急忙将大火扑灭。虽然延烧未果，但给侵略者严重威胁，表现了金家窑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敢斗争精神。
因金家窑地处旧三岔河口北岸，为天津城区最早的居民聚落地之一，各种船只多在此停靠。清末海河改道裁湾取直以前，这里地势优越，河水环抱，不但经济繁盛，而且分布着望海寺、海潮寺、礼拜寺、水月庵、福寿寺等诸多寺庙古迹。此外还有古炮台、水师营、盐关厅等军事官署建筑。礼拜寺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是天津城区最古老的清真寺，近年来经过整修，仍可见昔日的宏伟气派。金家窑大街东头唐家胡同南侧旧时有一座六角形五层雕花砖塔，称为焚纸炉。笔者幼时曾见到过这座塔，远远望去，颇有几分气势。解放前贺龙的夫人薛明在津进行革命活动，曾在那里居住数年。1985年市妇联负责同志陪同薛明同志到故居及古塔遗址探视。这条街的中段有一条大公馆胡同，为李鸿章住过的地方。清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此建住宅一所，时称中堂大人公馆，简称“大公馆”。光绪末年李鸿章死后，此为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军乐队驻地。其后房屋增多形成胡同，遂袭其旧名，称大公馆胡同。
金家窑大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比较热闹，自西向东，店铺林立。在笔者记忆中，街上有专售文具的敬文阁、出售中药的同利生、福顺合面铺、张记牛羊肉店、李记干鲜货庄、杂货铺、理发店、豆腐房、广货店以及以自制菜刀闻名遐迩的古源成老铁铺、海潮寺派出所对过的锅巴菜、唐家胡同北头的穆记小吃等。听老人讲，这条街上的这位穆师傅，冬春两季出售自制的江米面豆馅切糕、白豇豆江米小枣切糕和盆糕，夏天还有麻团、凉果、江米藕和鲜果藕，秋天改卖煎饼馃子和炸糕。制品投料讲究，价格低廉，更以精美新鲜招来远近许多顾客。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小秃切糕”，他听了一笑置之，并不介意。这些都已成为留在老人记忆中的陈年往事。
电灯房实为金家窑大街原东河沿附近的一座发电厂，抬眼望去，里面全是一些带有洋味的厂房和老式发电设备，几座红砖砌成的大烟囱冒出缕缕黑烟。也许因为这里主要是供应周边市民的电灯用电，人们都习惯称它为“电灯房”。“电灯房”是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北洋新政期间，由比利时人承办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药王庙在旧城外西北隅，《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记载，此庙为明永乐年间所建。民国初年，废庙兴学，改为私立中学堂。如果此庙还在，至少也得六百多岁了。
这里着重说说陈家沟子和娘娘庙。
天津人所说的“陈家沟子”实际上是指一条大街，这条街东北起昆纬路，西南至十字街，与今天的胜利路基本平行。相传这里在元代是陈姓住户烧砖取土形成的沟渠，名叫“陈家沟子”。清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宣泄津郊塌河淀的积水，利用这条陈家沟开河17里，
电灯房，药王庙，陈家沟子娘娘庙在十字街处连通北运河（尚未裁弯取直），注入三岔口（今狮子林桥那里），名为陈家沟引河，后来引河淤塞而成为一条道路，这便是陈家沟子大街。
当年的陈家沟河道上接津北、津东河湖洼淀，下与海河、南北运河沟通，漕船、渔船往来不绝，船户、鱼贩聚居于此，并且设有市集进行贸易，是一处以“水陆码头”著称的繁盛之地。戊戌变法时，光绪帝邀慈禧太后乘火车到天津阅兵，为了她下火车后能直达位于海防公署（今金钢桥北）新建的行宫，计划在现在的北站建个临时专用车站。当时新闻报道的记载是，在“陈家沟新辟河”的39号电杆处新建车站一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国闻报》），可见“陈家沟”在当时已非常有名。
笔者幼时居住地距陈家沟大街不远。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不少商业店铺的生意仍然兴旺。街上字号为“三三”的布铺、福增茂杂货铺、三合永澡堂、士斌照相馆及点心铺、文具店、菜店、猪肉铺、羊肉铺等鳞次栉比。街中段直对新立胡同的街面上坐落一“天育堂”药店，外部装修为“刘海戏金蟾”，人称“刘海药铺”，仍在我心中留有深刻印象。另有一些售卖新鲜鱼虾的流动小贩，因无固定铺面，只是将鱼虾放在木质浅鱼盆里叫卖，津人俗称“端鱼盆儿的”。70年代以来，因商业中心转移，这里逐渐萧条冷落。现在陈家沟大街已全部拆平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