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些人对此却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人不单会对危险的情况作出反应。或许他们从根本上就比一般人感到更安全一些，自信一些，因而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险相反还使人愉快激动的经验作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经验，甚至为此而痴狂。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矛盾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迷狂，都与紧急反应一般无二，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对于有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焦虑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纳入世界中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必然是一种紧急机制，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
弗洛伊德关心“自由、漂浮的注意”这一概念中提出了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这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的一系列期待强加到世界上去。这样一些期待足以淹没现实中过于微弱的声音。弗洛伊德要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要对我们说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这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经验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绝无雷同的，我们需要作出的适应我们的理论、格局和概念的。这显然肯定是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经验自身的和内在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必须尽量去抛开自我及其经验、预想、希望和恐惧。
用一种古老的方法来对比一下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经验的不同研究途径，对我们可能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经验加以分类，将某一经验与其他经验联系起来，将它置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经验与所有其他经验相同或相异的部分。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经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或简单说，把它进行分类。
而一个艺术家则不同，如果他达到了柏格森和克罗齐对艺术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话，那么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经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经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有不同之处；每一位模特儿、每一株树、每一个面孔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对于把经验加以分类并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的任务是要发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施展他的才能，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来，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西默尔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样一些陈规也是危险的。这里面所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家的直觉和艺术气质也完全可变得更强，可以更加欣赏和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验。同样，对于科学家眼中的现实的研究和理解，除了要使艺术家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反应。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必须执行同一道命令：“必须认识整个现实。”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突出上述差异的重点。我称为真正艺术家的那些人还在另外一个特征上有别于常人，说得尽量简略一些，他们在看见每一次日落、每一束鲜花、每一株大树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样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能作出强烈的情感反应，好象这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束鲜花和第一株大树一样。一般人只要看到同一奇迹发生了五次，不管它是多么地壮观，都会对这一奇迹兴趣索然。相反，在一位诚实的艺术家那里，这一奇迹哪怕已经出现了千百次，仍然能够在他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能够更加清晰明彻地看到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常新。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在类似偏见的社会心理中存在陈规化的概念，而且也能在感觉这一基本过程中找到它。感觉往往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在多数情况下，感觉都是在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分析。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觉。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标题化的感觉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进行谈话。
当我们与生人初次交往时，往往会对他感到新鲜，而且努力想把他理解和感觉为一个与他人在生活中不甚相同的独特的个体。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或某一标题之下，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是中国人，而不是非洲人，也不是那个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美梦、意愿和恐惧的美国人，要不然他就被称为百万富翁，或社会的一成员，或一位女士，或一个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只相当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像机。档案管理员有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抽屉，她的任务就是将办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归入甲类或乙类，放进相应的文件夹中。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的感知倾向：
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那些人们意料之中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而且，即使某一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外的，我们还是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习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自具特征的。
大量的对所有这些倾向的描述，我们都可以在罗夏测试、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找到。举一个艺术教师作例子，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个别的手臂来，这是因为他们将这只个别的手臂看成是一只普通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来看待个别的手臂，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这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很显然，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不过多了解地将某一刺激物归入一个业己构造成的范畴中去，但是他却很难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刺激物。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包容它的全部。在它上面全面剖析，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不比贴标签，编目录，转瞬之间即可完成。
由于标签化这种可一蹴而成的特长，就导致它必然远不如新鲜的感知有效。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产生误导。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种错误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容易使人固执地坚持原有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尽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异乎往常的行为视为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相当明显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完满充分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是另有缘故的。
假如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能被我们接受，那我们就能对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待遇有一定程度的体会。当然，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黑人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诸如“哦，是个侍者”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这类话。如果我们像这样被随便地装入一个文件夹内，与其他许多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苟同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自己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关于这一点，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最好。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象必定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不加请示、蛮横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勃然大怒、挥钳发作的。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
抗拒保守习惯的机制
当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科学把这种能力推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但并未改变这种能力的基本性质，像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关心重复这一方面。虽然某一事物整体都是新的，但科学总是设法将它分析为差不多是对过去的复制的一些因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处理那些假定会重复的东西。在这里应该再一次指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另一种科学哲学了，另一种关于知识和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原子论的东西，又包含整体论的东西；既包含重复的东西，又包含独一无二的东西；既包含机械的东西，又包含人类和个人的东西；既包含稳定的东西，又包含变化的东西；既包含实证主义的东西，又包含超验的东西。但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当一些东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所以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不顾环境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如此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将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构架于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础之上。怀特海对此也曾进行反复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信奉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