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点指明的是，自我实现者这种对待性活动的复杂态度，极易造成这样一种情形：性欲高潮时而可以带来神秘体验，时而又可以忽略。这就是说，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即可以十分强烈，同样也可以波澜不惊。这与那种认为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疯狂，一种心旷神迷的状态，与神秘体验的浪漫观点是背道而驰的。的确，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可以是十分微妙的，但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强烈。它可以是一种轻松愉快、试而不虐的的体验，不必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严肃、深刻，更不必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不总是生活在高峰之中的。他们也可以处在一个比较一般的强烈水平上，轻松愉快地享受性活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心醉神迷、试而不虐、妙趣横生的体验，而无须看穿迷狂与激动的最深刻的底蕴。当我的研究对象比较疲乏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时他们自然就会进行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性活动。
总体上来讲，自我实现的许多特征都可以通过自我实现的爱情体现出来。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接受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东西别人不能接受，但他们却能接受。例如，在这些人身上，婚外的风流韵事相对比较少见，但他们却比普通人更坦然地承认自己为异性所吸引。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自我实现者倾向于与异性保持一种大方自然的交往，同时，他们偶尔还自得于为异性所吸引，但同时，他们对异性的魅力并不像其他人那般津津乐道。同样，在我看来，他们谈论起性行为来也远较常人自由、随便，不拘泥于常俗。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对生活事实的接受，这种接受与那种更为强烈、更为深刻、更为惬意的爱情关系联系起来，使得自我实现者没有必要去寻求婚外的、作为补偿的、神经质的风流韵事。这一有趣的现象证明了接受与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我实现者比较容易接受各种性爱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容易相对地保持一夫一妻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实例。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长期分居，我从她口中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表明，她参与了乱交。她多次参与了这类性活动，并且明确地感到进行这类活动有极奇妙的乐趣。这是一位55岁的妇女，这一切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除此之外，她没有向我提供更多的细节。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负罪感或者愧疚不安的情绪，也没有流露出作了一桩错事的感觉。显而易见，一夫一妻的倾向与贞洁的倾向或者对性欲的弃绝并不是一回事。事实证实，爱情关系越是深刻地使人感到惬意，就越没有必要对同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进行压制。
自我实现者之所以能从性活动中获得快感，正是因为他能够这样面对和接受它。我在健康人的爱情中发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并不对两性的作用和人格进行截然的区分。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性行为中还是在爱情中，他们都不认为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性别知道得很清楚，因而他们根本就不奢望自己承担起异性方面的一些文化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可以是主动的爱者也可以是被动的爱者，这在性行为与性交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亲吻和接受亲吻，在性行为中处于上面位置或是下面位置，占据主动，沉默或接受爱，挑逗或接受挑逗——这一切在男女双方中均可看到。各种报告表明，两性均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乐趣。仅仅局限于主动性交或被动性交可以看作是一种缺陷。对自我实现者来说，两性都能获得其特殊的快感。
我们如果把这一点再向深处想的话，那就是施虐狂与受虐狂了。在被使用时，在屈从与被动中，甚至在接受痛苦、被利用时，都自有一番乐趣。同样，在挤压、抱紧、吮吸时，在施加暴虐时，甚至在施加和接受痛苦时，他们都能够感到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快感，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在不够健康的情况下，一般的二歧就会显得正当合理。上述情况再一次表明了二歧在自我实现中是如何经常获得解决的。
这一点与达西的论点恰好吻合。达西认为，性爱与教友爱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最优秀的人身上，两者却能融为一体。他谈到两种爱情，他们要么是男子气的，要么是女人气的；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么是隐没逃避自我的。的确，在一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对立、处于相反的两极的，但在健康人身上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健康人身上，两极对应得到了解决，个人变得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具有男子气又具有女人气，既以自我为中心又隐没逃避自我。达西承认，这一切虽极为罕见，但不是完全没有。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得出一个否定结论，即，弗洛伊德把爱情归结为性欲或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这个错误当然并非只有弗洛伊德才会犯——许多思想浅薄的市井之徒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但他可以被看成是在西方文明史上这一错误的代言人。弗洛伊德的著作处处都强烈地表明，他对这一问题偶尔会有另一种想法。例如，有一次他谈到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自自保本能，类似于在被喂了东西或得到关心之后内心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恩心情，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源于儿童最早的那些岁月，是在自保本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还有一点，他认为这种感情是对应而形成的，此外他还将这种感情解释为精神方面的性冲动。希区曼曾描述过弗洛伊德所作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弗洛伊德声称一切爱情都是儿童恋母的重复。儿童从母亲的双乳吮吸乳汁，这是所有爱情关系的模型。性爱对象的发现不如看作是一种重新发现。
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各种不同理论中，能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就是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关于温柔的目的遭受到抑制的性爱：“这些人将主要的价值从被爱这一事实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爱的行为上去，借此独立于他们的对象的默许。他们不是将他们的爱给予个别的对象，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的人，以此来避免自己失掉爱。他们避开生殖器爱情的性目的，把本能变为一种含有遭到压抑的目的的冲动，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生殖器爱情的变化莫测以及对它的各种不满，他们通过这一过程引入他们自身的那种状态——一种不可变易的、毫不偏离的、温柔的心态——与生殖器型爱情的暴风骤雨一样的丰富多样性就几乎没有什么表面的相似性了，但那种状态仍是来自生殖器型爱情的。”
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温柔是目标转向的或乔装打扮的性爱。当我们遭到禁止，从而不能实现性交这一性目的之时，当我们一直企图实现这一性目的，但却不敢承认这一企图之时，妥协的结果便是温柔和感情，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每当我们遇到温柔和感情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们仅仅视为目的遭到抑制的爱。从这一前提还可以推演出另外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这就是说，如果不去压抑性欲，而允许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与其他任何人性交，那也就没必要再谈什么温柔的性爱了。乱伦禁忌和压抑——这一切都孕育出爱情。
生殖器型的爱情是弗洛伊德学派所讨论的另一种爱情，但他们给这种爱情下定义时往往只强调生殖器，却从未谈到过爱情。例如，这种爱情常常被界定为性交的能力，界定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为通过男女生殖器结合（无须求助于阴蒂、肛门、施虐、受虐等等）达到这种性高潮的能力。当然，较为精辟的观点虽然少见，但确实存在。我以为，在弗洛伊德传统中，麦克尔·巴林特和爱德华·希区曼的那些论断最有见地。
巴林特对生殖器型爱情的讨论其中有好多否定性质的强调。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矛盾情感的后生殖器型爱情，这种爱情没有矛盾情感的痕迹，而且也没有前生殖器型的对象关系的痕迹；不应该有任何口头的特征；不应该有伤害、侮辱、控制和统治对方的意愿。也就是说，不应该有任何施虐的特征；不应该有玷污对方的意愿，不应鄙视他（或她）的性欲和性快感；不应有讨厌对方的危险。也不应有仅仅为对象的一些令人不快的特征而耿耿于怀的危险。也就是说，不应有任何肛门特征的残余；不应强迫自己吹嘘占有一个男性生殖器，不应有一种自己不完全的感觉和生殖器有缺陷的感觉，也不应该感到对方的生殖器有缺陷，不应有生殖器象征阶段的痕迹和阉割情绪的痕迹。……如果没有了上列接受生殖器阶段的特征的话，生殖器型爱情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爱自己的伴侣，是因为他或她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是因为我们能满足他或她的要求，是因为我们能够几乎或完全同时体验到性欲高潮。生殖器的满足对生殖器型爱情来说显然只是一个必要的而非充足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是，生殖器型爱情远远不只是由于对方向我们提供了生殖器满足而产生的感激或满足，而且这种感激或满足是单方面的不是共同的，这都无关紧要。那么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生殖器型爱情还包含一些什么因素呢？
在一种真正的爱情关系中，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理想化，温柔，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总起来说，生殖器型爱情确实是用词不当。我们所说的生殖器型爱情是各种不协调因素的融合，既有生殖器的满足，又有前生殖器阶段的温柔。人们时常害怕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紧张，但他们也从中得到了报偿，这就是说，为了寻求快乐的时刻，他们可以定期回归到一种真正的幼儿阶段上去。
温柔是如何包含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的，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人们在性交中是绝不会抑制性目的（的确是性目的）的。弗洛伊德对目的得到实现的性爱不置一词。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找到温柔的话，那么除了目的抑制之外，我们还必须找到另一个源泉，而这一源泉似乎是与性爱无关的。萨蒂的分析理直气壮地抨击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弱点。莱克、弗洛姆，德·弗莱斯特和其他一些修正弗洛伊德主义理论者的分析也是如此。阿德勒早在1908年就肯定地指出，对爱的需要并非来自性欲。真正的爱情根植于“感动”
恋爱双方基本需要的诸多层次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层次，是良好爱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需要的认同。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的需要，就像是他自己的需要一样；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另一个人，从而自我得到扩大，同时囊括了两个人。为了某种心理目的，这两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另一个单位，一个单一的人，一个单一的自我。
阿德勒也许是以专门的形式提出这一原则的第一人，后来弗洛姆特别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又非常出色地表述了这一原则。他这样定义爱情：
就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论，爱情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情表现出感动性，意味着关心、尊敬、责任和了解，它并不是在被他人感动那种意义上的“感动”，而是为了所爱的人的成长与幸福所作的积极努力，而这种积极努力又是根植于爱的能力的。
石里克也对这一定义做出很好的表述：
“意念冲动是人的一些倾向，由于这些倾向，关于另一个人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状态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快或令人不快的体验（同样，由于这样一种冲动，光是感觉到另外一个人，光是感觉到他的在场，便可引发出愉快的情绪）。有这些倾向的人将他人的快乐视为自己行动的目的。一旦这些目的得以实现，他也可以享受到其中的快乐。因为不仅是关于他人愉快的观念，而且是对他人愉快表情的实际感受，都使他感到高兴。
往往可以通过承担责任、关心和对另一人的关怀而表现出需要的认同。爱着自己妻子的人从妻子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足以与他自己的快乐相比拟。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宁愿自己为她的孩子承担病痛，因为自己得病远不如看着孩子得病那么痛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健康的婚姻和不健康的婚姻中，夫妻对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护理所作的迥然不同的反应得到一个极好的例证：发生在一对健康夫妻身上的疾病是两人共同的疾病，而不是其中一人的不幸，他们会自动承担起相同的责任，好象他们俩同时遭难一样。夫妻恩爱的家庭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而不仅仅是通过其离开食物或钱财而显示出来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下面这一原则的最好的和最纯粹的证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需要对这一原则作的唯一改动就是，对方的需要就是自身的需要。
在健康的夫妻关系中，弱的一方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爱侣的悉心呵护和料理，并且可以完全放弃自我意识，如同一个小孩在父母的怀抱中安然入睡那样。而在不那么健康的夫妻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疾病在夫妻之间造成了紧张。对于一个将自己的男子气概与体力等同起来的壮汉来说，疾病和虚弱是一种灾难。如果他的妻子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男子气概的话，那么对她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一个根据选美比赛所要求的身体魅力来定义女性魅力的女子来说，减少了她的魅力的疾病、虚弱等等都是一场悲剧。如果她的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女性魅力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悲剧。我们的健康人完全避免了这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