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华佗使用的“麻沸散”，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全身麻醉药，用酒冲服是为了增强麻醉药的效力，因为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麻醉作用。“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记载的麻醉药品。根据《华佗神方》中记载的麻沸散，是由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和菖蒲这四味药组成的。欧洲人发明麻醉药，则是19世纪中期的事，据今不过一个半世纪。在这之前多采用放血的方法。但是，血流多了人会晕过去，再进行手术就极为危险，病人多半会死亡。1842年，法国人黑克曼开始用二氧化碳作为麻醉药，可这二氧化碳只能用来麻醉动物，在人身上不能用。1844年，美国人柯尔顿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作为麻醉药，效果也不理想，直到1848年，从美国人莫尔开始使用乙醚来做麻醉药。现在的西医动手术前，仍会使用乙醚来麻醉全身，西医所用麻醉药至少比华佗晚了1600年左右，可见华佗不仅仅是外科医学的鼻祖，也是药物麻醉的先驱。
华佗精通各种医术。在临床诊断方面，他是利用观形察色来决定病情轻重的。对生命垂危的病人，他用“虚脱，发绀，浮肿，神志不清，呼吸困难”等词准确描述病人的面容、颜色和行为举止等。
例如盐渎（今江苏省盐城）有一个叫严昕的人，他视酒如命。华佗对他说：“从你的脸上我看出了病兆，奉劝你少饮些酒。”严昕对华佗的话不屑一顾，结果一次喝完酒后，行车数里，就因为头晕目眩而从车上摔下来，回家便死了。还有一次，华佗看见一个名叫梅平的军官脸色发青发紫，华佗断定梅平五日内将会死亡。结果事实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
在针灸学方面，华佗也很有研究。在针刺时，他告诉病人，当感到针刺到病痛之处时，请病人说“扎到了”，他就立即将针抽出，今天“新针疗法”其实是和华佗的针刺治病术一脉相承的。华佗还首先提出在脊椎骨两侧的穴位上扎针治病，直到现在人们还把这些穴位称为“华佗夹脊穴”。华佗还知道，这些穴位治病效果虽然显著，但扎得不好，容易伤着肺，甚至造成生命危险。有一次，有个叫徐毅的人请华佗看病，说昨天请一位医生看病扎针，结果扎针后，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不停地咳嗽起来。华佗给徐毅做了详细的检查后，悄悄告诉他的家人说，那个医生的针可能扎到了徐毅的内脏，没办法救治了。徐毅果然很快就死了。现在看来，那个医生可能扎伤了徐毅的胸膜，空气进入胸腔，压迫心和肺，造成“人工气胸”。这靠当时的医疗技术是很难救治的。
华佗在临床治疗方面，精通医道，熟知药性。他的药方选药多种，而且全凭眼睛和手，不用秤称药，煮熟后便给病人饮用，常常是药到病除，华佗也很注意收集并应用民间单秘验方，善于采用辨证施治。例如同病异治，或是异病同治。同是产科病，同是死胎不下，华佗有时用针灸法，有时用汤药，有时按摩，也有时采用剖腹手术的办法，结果都能治病救人。
华佗在诊脉方面也很有建树。一次，他为督邮顿子献诊脉时说，虽然你的病看似痊愈了，但身体仍很虚弱，一定要忌房事，否则会暴亡，而且死亡时会吐舌数寸。督邮不信华佗所说，结果果真如华佗所言。
广陵（今江苏省淮阴县一带）地方有个名叫陈登的官，经常肚子痛。华佗诊脉后，认为他的肚子里有虫子，而且是因为陈登吃了没有煮熟的鱼肉荤腥造成的。华佗为他开了打虫药，从肠道里打出不少寄生虫，后来，陈登的肚子也就不痛了。现代医学证实，如果吃了带有寄生虫幼虫的生鱼生肉，会引起寄生虫病。例如吃了带猪肉绦虫的未煮熟的猪肉，那么肠子里就很可能长绦虫；吃了带肝吸虫的生鱼或半生的鱼肉，那么肝脏里有可能长肝吸虫。这些长在鱼、肉里的幼虫，只能通过细致的观察才能发现。长在牛肉，猪肉里的绦虫幼虫，是一粒粒黄白色的囊包，和小米差不多大小。华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发现并认识这些寄生虫的特点，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还有一次，一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的夫人看病。李将军说，他的妻子摔了一跤，肚子痛的要命。华佗为李将军夫人认真诊脉之后说，是因为肚子里的胎儿受了伤。将军夫人刚刚生完孩子，大家都不相信华佗的话。李将军笑着说：“胎儿已经生下来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个胎儿呢？”过了两天，李将军的妻子肚子痛得更厉害了，没办法只好再来找华佗。华佗仍坚持说将军夫人肚子里有个胎儿，而且已经死了，必须立即取出来。李将军和夫人这次相信了华佗的话，准备立即动手术。华佗请一位妇人给李将军的妻子按摩肚子，自己做手术，果然取出了一个死胎。李将军对华佗又佩服，又感谢。原来李夫人怀的是双胞胎，一个生了下来，另一个死在肚子里了，所以肚子才会那么疼。
华佗长期在民间行医给药，因为医术精湛，医道高尚，声誉极高。后人形容一个医生医术高明，常常说他是“华佗再世”。
华佗不仅精通麻醉术和医术，还对预防医学和医疗体育也有贡献。有一次，他在书房里读书，看见有个孩子抓着门闩来回荡着玩，由此他想起古书上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水长流不止，不会腐败变坏，门的枢纽如果老在转动，就不会被虫蛀掉）。他认为大多数疾病是因为气血不通而发生的，如果人体也能经常活动，像流水和户枢一样，气血通畅，不瘀不塞，也就能保持身体健康，不容易得病。
华佗懂得锻炼身体是积极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他参考古时的“导引术”——一种锻炼身体延年祛病的方法，编制了一套练身的拳法——“五禽戏”，即仿照虎、鹿之跳跃，猿之敏捷，熊之敦厚，鸟之灵巧。只要打一套五禽戏，全身的关节、筋骨、肌肉就基本上都活动过了。华佗每天早早起床，在庭院里活动，伸伸胳膊，抬抬腿，弯弯腰，扭扭脖子；看书诊病坐得久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
华佗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吴普，擅长药物学，写了一部专讲药物的书，叫《吴普本草》；另一个叫樊阿，精于针灸。两人都按照华佗的“五禽戏”天天锻炼，吴普活到九十多岁，樊阿也是长寿之人，两人年老时仍耳聪目明，牙齿坚固。
曹操在东汉末年当了丞相，权势很大。他得了“偏头痛”的病，半边头痛起来，难受异常，没有人治得了。曹操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召他到河南许昌，为他治偏头痛。华佗经过细心的诊断和认真的分析，选定穴位扎了几针，就把曹操的偏头痛治好了。
曹操很想把华佗留下来，以便华佗能随时为他治病。可华佗不愿意在官府里为他一个人服务，就借口妻子病了，请求回家为妻子治病。曹操答应让他暂时回去，等妻子病好后立刻回来。
华佗一回到家乡就忙于给百姓看病。曹操派人催了几次，他总推托说妻子的病还没有好。曹操起了疑心，派人去探听虚实。后来华佗被曹操抓回，却怎么也不肯给曹操治病。这回惹怒了曹操，他把华佗投入监牢，并用死来威胁他。华佗还是不屈服。最后，曹操把他杀了。直到曹操的儿子仓舒病危时，曹操才懊悔地说：“我后悔杀了华佗，使得我儿子也无法救治。”
华佗临死前一天，把记录他一生行医经验的几部书拿出来，交给看管他的狱卒，希望这些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能流传下来。可这个狱卒胆小怕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眼含泪水，烧掉了这些资料。
华佗的医学著作有《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华佗方》十卷，《华佗内事》五卷，均已散失。但在王叔和的《脉经》和后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都可以看到华佗论脉和诊病的一些方法。
药王孙思邈
我国隋唐之际，在京北华原（今陕西省的耀县）出现了一位被后人尊称为“药王”的高寿名医——孙思邈。孙思邈生于公元541年，公元682年逝世，活了141年。在中国医药史上，孙思邈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对国内外的医药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思邈所以能在医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与他刻苦学习而有广博的学识；不倦地实践而有丰富的经验；对已有的医药成果，在继承中弘扬和创新；给人治病，有高尚医德，都息息相关。
孙思邈自小体弱多病，饱尝疾病折磨的痛苦。为了给孙思邈看病吃药，家里耗尽了原来较富裕的家产。他的家乡干旱缺水，土地贫瘠，群众生活十分贫困。乡邻们受伤得病，或因缺医少药耽误诊治；或因无钱治病断送性命的也累见不鲜。孙思邈从自身的经历和周围乡邻们的遭遇中，感受到只有当一名好的医生，去解除病人的痛苦，才可给人们和自己带来欢乐。他从18岁起就立志学医，20岁以后便专心行医为乡邻诊病。
从小聪颖的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但当时的社会风气鄙视从事医药的人，读书为的是求官。而孙思邈刻苦读书，博学广识，为的是学好后从事医药事业，解除人们的病痛。他从医的坚定志向从没动摇过。隋唐二代曾有三位皇帝要他赴京城做官，孙思邈或是借口身体有病推托，或是逃避隐居山林。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儒、道、佛三教（即孔子、老子、佛家三派的学说）有不同的对待。孙思邈则对这三家的学说兼收并蓄取其精华，不仅使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在思想方法中更多地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孙思邈认为行医要能够“上以疗君亲，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认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这是受儒家忠孝君亲的思想影响。搞学问作事业必须自己亲自去做去实践，这是受老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影响。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明确指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观事则不能默然而识之；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由此不难看出道家思想是他汲取的重要来源。对于佛经，孙思邈也十分崇尚，他说：“不读内经（佛经）则不知道慈、悲、喜、舍之德”。在《大医精诚》中他写道：“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些正是孙思邈有高尚医德，并在行医中躬行，对医术要精益求精的思想基础。
孙思邈认为人的生命比千金还重；开方救病人的性命，医生的德行超过千金。从这里不难看出孙思邈重视医生的高尚医德，也同样重视医生的精湛医术。他主张不管病人是官还是民，是富还是贫，病人不论与自己的关系是亲还是疏，不论病人的年龄大小，只要是病人都要一视同仁。在治病时扶贫济困，从不计较。
有一穷困的庄稼人，久患腰腿痛，严重影响生计。他慕名来找孙思邈看病。孙思邈给他把脉问诊后又检查了患处，当即在庄稼人的患处扎了几针，这庄稼人顿感病情减轻许多。孙思邈又开了药方，让他吃几付汤药。很快庄稼人就恢复了健康。为答谢孙思邈的医治之恩，庄稼人东挪西借揍了些银钱，拿来酬谢孙思邈。孙思邈面带微笑，把银钱又塞到庄稼人手中，说什么也不肯接下来。这庄稼人十分感激，心里又过不去，就挖了棵小杏树栽在孙思邈家西侧的山岗上。以此来表示对孙思邈的治愈之恩的感谢。孙思邈为穷苦乡邻看病。从不计较诊金。那些被他治愈的穷困乡邻们，争相效仿庄稼汉的办法：病愈后就在孙思邈家西侧的山岗上栽棵杏树，表示感谢。不几年满山遍野的杏树蔚然成林。人们用“杏林春满”来赞颂孙思邈以医济人的高尚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至今人们也用“杏林春满”来表彰那些具有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的中医大夫。
孙思邈对古代医学典籍刻苦学习。他继承前人的经验，又不拘泥守旧，灵活运用已有成果，又勇于开拓创新。汉代名医张仲景有当归生姜羊肉汤。经孙思邈化裁后成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黄汤、黄芪建中加减羊肉汤等。这样就扩充了原方的治疗范围。孙思邈还大量涉猎其他外来的医学精方，补充自己。如匈奴的“露宿丸”、印度的“耆婆万病丸”、波斯的“牛乳汁虚方”、“佛家的阿伽陀圆（丸）”、兄弟民族的“蛮夷酒”等等都予以吸收。
有一患严重腿病的病人，吃了几天孙思邈开的汤药并没见效。配合吃汤药，孙思邈又加上针灸，扎了几天的针还是不见效。腿仍疼痛难受。孙思邈面对病情未见好转的病人，想着这些吃的药和扎针所取的穴位在典籍上，都是有记载的，依此治病为何不见疗效？是否还有没被发现的治腿痛的新穴位？孙思邈一面想一面在患者腿上轻轻地掐。掐一处就问一问：是不是这儿疼？掐着掐着突然病人高声地喊起来：“阿唷”。孙思邈加重掐又急忙问：“是不是这儿？”病人说：“阿——是这儿！”孙思邈就在此处扎了一针。说来也怪，病人的腿居然不痛了。
扎这一针的穴位，任何书上都没记载。要记下这穴位就得先给它起个名。孙思邈想着刚才的情景：病人“阿——是”地说是这儿，就把这个穴位叫“阿是”穴。在阿是穴上扎针医疗，已被千余年来无数用针灸治病的医生所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