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市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妇女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一）出生率
成都市出生率自1990年开始有明显下降趋势，由13.70‰下降到2000年的8.55‰，已处于一个低水平。一方面，这是全面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伴随着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快速城市化而发生的。这表明，成都市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低生育水平的维持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支持密不可分的。
（二）年龄别生育率
（三）标化生育率
现取成都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育龄妇女为标准人口，分别对成都市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一般生育率进行调整，得到其标化生育率。
（四）总和生育率
2000年的“五普”数据显示，成都市的总和生育率TFR仅为0.9，其中城市为0.76，农村为1.06。与1990年“四普”时的1.27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已明显低于全国的1.8和全省1.53平均水平。
成都市各区（市）县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有以下特点：成都市除蒲江县2000年总和生育率较1990年上升了0.14以外，其他区（市）县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总和生育率上升了的浦江县在1990年时，其总和生育率已低于理论值1，仅为0.93，2000年也只上升到1.07，仍处于低生育水平。从2000年各区（市）县的总和生育率情况来看，其值低于1的有五城区、温江县、邛崃市、崇州市和郫县；其余区（市）县最高的为金堂县，也仅为1.30，仍处于较低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应该在1以上，因为绝大多数妇女一生中要生育一个孩子，另外通常还有10%左右的妇女生育两个以上小孩。“五普”数据显示的成都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9，城市仅为0.7。造成总和生育率值低于理论值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的影响。在成都市“五普”登记的1110.9万人口中含100多万外来人口，其中有一半为女性，且这部分人集中分布在15耀60岁年龄段内，而反映这部分外来育龄妇女生育数据很少，故计算出的年龄别生育率可能偏低。二是生育观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观念的改变，一部分家庭选择不生育小孩或推迟生育。“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成都市育龄妇女中无孩妇女占23.96%，2002年计划生育报表显示，成都市已婚育龄妇女中无孩妇女占6.66%，城市中这一比例高达12%以上，并有逐年上升之势。
（五）生育模式的基本特征
生育峰值及生育峰值年龄：两次普查的生育峰值年龄都是22岁，但这一峰值的生育率却相差70.01‰，这表明成都市人口控制工作成效显著，育龄妇女生育率普遍下降，使得成都市整体生育率水平较低。
出生人口性别比：据成都市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全面汇总数据显示，成都市1990年和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6.97和107.32。可见，成都市出生性别比呈上升趋势，且2000年的出生性别比略超过了国际通常值域；而根据“五普”成都市分地区分性别、分孩次出生人口9.43%抽样长表数据得到的成都市2000年出生性别比为106.16，在合理值范围内。
“五普”与“四普”相比，一孩出生性别比下降了0.34，二孩出生性别比下降了15.17，而三孩及以上则上升了40.90。由此可见，全市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其变化属正常波动；二孩出生性别比下降幅度加大；三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明显上升。
但是，分地区看，五城区却和这一总趋势相背离，其2000年任一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1990年水平，分别为4.15、13.18和102.02。
成都市1990年和2000年，无论从整体还是就分地区而言，其出生性别比都是随孩次而升高。这一现象可在成都市2000年分地区分孩次2000年成都市一孩出生性别比是105.16，二孩出生比上升到111.73，第三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则达到了170；而第一、二、三层圈——五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同样也呈现此现象，特别是在五城区，其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仅为108.27，第二孩的则攀升到120，而第三孩及以上的则达到了200，远远超过了国际通常值域；而近郊区和远郊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大幅度增高主要是在第三孩及以上，分别达到了220和146.15。
但是从成都市2000年分胎次出生人口数占总出生人口数比例来看，第二孩和第三孩及以上比例都较低，分别仅为10.33%和0.67%；而五城区更低，为8.35%和0.25%；近郊区为7.75%和0.63%；远郊区虽略高，也只有13.89%和1.02%。可见，二孩次和三孩次及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极高，但对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不大。这一随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现象是否与现行生育政策有关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成都市妇女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趋势分析
（一）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看，成都市在1990年15耀24岁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在全部育龄妇女中的比重为最大，约为40%；而到2000年则是25耀34岁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在全部育龄妇女中的比重最大，占到了37.99%。由此可见，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重心呈上升趋势。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重心，1990年时为刚跨入生育旺盛年龄区即具有较高比重的育龄妇女在全部育龄妇女中的比重从25岁即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到2000年时其年龄结构重心在生育旺盛期的年龄区间短且表现为上移趋势，这既表明成都市育龄妇女年龄特征呈现出晚育趋势，同时又是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基本因素。
育龄妇女人数在总人口中比重的高低也会影响生育水平。一般而言，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即意味着生育职能承担者的规模较大，由此，出生事件的发生比例就会高，从而影响出生率的增高。2000年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比重较1990年下降了0.18个百分点，且主要集中在15耀19岁和20耀24岁这两个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年龄段，分别下降了2.70和2.38个百分点。
（二）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变动趋势
为了进一步说明成都市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其生育水平的关系，我们根据成都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成都市2000年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子女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其生育子女数呈很强的负相关。
2000年成都市妇女受教育程度较1990年有明显提高。文盲半文盲比例明显下降，由1990年的1.95%到2000年的0.31%，下降了1.64个百分点；特别是受中等教育以上的育龄妇女比例有较大幅度上升，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1990年的16.65%上升到了29.93%，提高了13.28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成都市未来低生育水平的保持。但总体而言，2000年和1990年一样，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均以初中为主，分别占45.69%和52.59%。
（三）成都市育龄妇女分年龄已婚比变化趋势
2000年成都市育龄妇女已婚比较1990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每个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已婚比2000年均低于1990年，且结婚年龄有明显推迟之势。这种晚婚趋势对于成都市维持低生育水平是有利的。
三、未来成都市妇女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认定与假设
根据对成都市“四普”和“五普”人口生育变化趋势的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成都市妇女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将可能发生如下变化：
（一）未来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变化趋势判断
1.生育水平将缓慢上升
（1）当前成都市的生育水平已处于一个低水平，很难有再下降的空间
2000年成都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9，这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来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这部分人群的影响，成都市的生育水平仍很低，几乎难有再下降的空间。
（2）按政策生育率将出现正常的上升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成都市已经形成大批独生子女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婚龄、育龄的独生子女将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将从21世纪初进入生育高峰，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将于2015年前后进入生育高峰。而根据现行生育政策，独生子女间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二孩生育可能增多，从而导致整体生育水平的上升。
也就是说，21世纪前二三十年可能为“双独”人口婚育高峰期。
2.生育模式将发生相应改变
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是两个既有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
一方面，生育模式的某一特征系源于某一生育水平而形成的，即生育模式的形成与特征，同相应的生育水平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或者说依赖性。生育水平的变化会导致生育模式的变化，尽管生育模式的变化还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生育水平是引起生育模式发生改变的主导因素，有什么样的生育水平才会形成具有相应特征的生育模式。另一方面，生育模式又影响着生育水平。因此，如果未来一定时期的生育水平发生变动，势必引起生育模式发生变化。根据前述未来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未来生育模式的变化也可能具有以下特征：
（1）生育分布曲线所辖的面积会相对增宽；（2）生育分布宽度所反映的育龄时间长度会相应增加；（3）生育峰值和生育峰值年龄将有所上升。
（二）成都市未来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的预测
1.未来生育峰值年龄假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预测，尽管1990年“四普”和2000年“五普”时成都市妇女的生育峰值年龄都稳定在22岁，但是从2000年起，未来30年成都市妇女的生育峰值年龄将可能缓慢后移，即生育峰值年龄在2015年前后将缓慢后移到24岁，在2030年达到25岁（成都市市区2000年生育峰值年龄，以下三个预测方案与此相同）。
2.未来总和生育率假定
由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很多，而且难以准确地估计，因此只能通过假定来进行预测。不同的假定条件会形成不同的预测方案。
方案1（低方案）：简标TFR=1。以2000年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0.9为参数，成都市在未来26年始终保持现有的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力度，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以作为参照和警示方案。
方案2（中方案）：简标TFR=1.2。考虑未来26年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独生子女夫妇的增加，并假设2010年前后政策开小口子（如开女儿户），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参数从2000年的1线性递增到2011年的1.2，以后保持这一生育水平。
方案3（高方案）：简标TFR=1.4。考虑到生育政策的影响大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将总和生育率参数由2000年的1线性递增到2017年的1.4，以后将保持该生育水平不变。
3.未来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假定
成都市1990年和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呈上升趋势。且无论在1990年还是2000年，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现随胎次上升的趋势，五城区较近郊区和远郊区更加明显。虽然目前因二孩次和三孩次及以上比例较低，对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不大，但是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改变，独生子女间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二孩生育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性别比随胎次陡然升高的现象得以改善。且随着相关部门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现象的认识以及采取相应措施，假设今后成都市常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回落到基本正常的水平即106（三个预测方案与此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