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刑侦专家的眼光来看，”福尔摩斯先生说道，“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无趣的城市。”
“我想没有多少市民会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道。
他笑着说道：“对，对，我不应该这样自私。”然后把椅子从餐桌边移开，“当然了，这对社会是很有益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外，无人受损失，在那个人正活动的时候，你几乎能在每天晨报上发现很多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在通常哪怕只有一点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模糊的迹象，已足够告诉我们这个狠毒的匪首在何方？就像蛛网边缘有轻微的颤动，会使你联想到隐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于掌握了线索的人来说，哪怕是很小的随意的暴行或者目的不明的行凶，都有可能和生活连成一个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所有别的首都都不具备伦敦的有利条件。可现在……”他耸耸肩膀，用很幽默的方式表示对他自己也花了不少精力而造成的现状感到不满。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回国好几个月了。我照着他的意思，转让了我的诊所，搬到了贝克街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把我在肯顿开的一家小诊所购买下来。他毫不犹豫就付了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真让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当我发现他实际是福尔摩斯的一位远亲，钱事实上是他筹措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就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中，时光并非像他说的平淡如水。因为我粗略翻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挑出了其中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案件，后者差点让我俩丧命。不过福尔摩斯性格中有冷静、自重的一面，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赞美。他使用最严厉的规定约束我不说一句关于他功绩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直到现在才撤消了这方面的禁令。
在发了一通古怪的议论后，福尔摩斯先生靠在椅背上，悠闲自得地打开报纸，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便是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如同有人用拳锤门。门开了，我听到有人冲过过道，冲上楼来的急促脚步声。没过一会儿，有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疯狂冲入屋内，双眼满是激愤，浑身发抖，他环顾四周后看见我们，在我们的逼视下，他似有歉意。
他大声说道：“两位先生，实在对不起，哪一位是福尔摩斯先生，请千万别责怪我，我就要病了，我便是那个倒运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伦。”
他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很特别，但是从我同伴的表情来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福尔摩斯似乎毫无反应。
“亲爱的麦克法伦先生，还是请抽支烟吧，”他说完就把烟盒递向青年，“小伙子，根据你现在的状态，我的朋友会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给你。最近天气比较闷热，假如你觉得心情稳定了一些，请在那边椅子上坐下，慢慢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何事。好像我应该认得你，但是，除了你是一个独身者、律师、同济会成员，哮喘病患者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外，说实话，我对你并不了解多少。”
因为我太了解我朋友的智慧，所以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从这个年轻人的穿着、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及他表链上的护符和他喘息的声音，我的朋友做出了推测。可是这却使年轻的委托人惊得瞠目结舌。
他说：“对极了，您说的正是我。另外，我还是伦敦最不走运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可别不理我。福尔摩斯先生，假如在他们逮捕我之前，我没有把话讲完，请您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把话讲完，把所有事实告诉您。如果我知道有您在外边为我活动，我会十分高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耸耸肩说：“这真是一件太……太有趣的事情了。那么你将因什么罪名被捕呢？”
“谋杀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哦，”他说道，“早饭刚吃过时，我还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大概社会上一切轰动的案件都从报纸上消失了呢。”
我们这位年轻的客人伸出抖动的手把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如果您看过电报的话，先生，那您一定看出我今天到底为什么来找您了。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灾难。”他把报纸翻到刊登新闻的那一版。“在这里，假如您同意，我给您念一念。听，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工程师失踪——疑为纵火谋杀案——犯罪线索，那就是他们正追查的线索，先生，我明白它一定会引到我身上。我在伦敦桥站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等向我发逮捕证了。这会让我的母亲非常伤心的——一定会的！”在紧张的惊骇之中，他用力扳着自己的手，在椅子里来回晃动着。
我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可怜的男人：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眉清目秀，但似乎有些疲倦，两只蓝色的眼睛带着惊恐的神色，脸刮得很干净，神经质的嘴角显得没有主见，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他的衣着举止颇像个绅士，从他那浅色的夏衣口袋中露出一卷签证的证书，能够说明他的职业。
“咱们要利用这一段时间，”福尔摩斯说道，“亲爱的华生，麻烦你拿起报纸念一下刚才说的那一段好吗？”
就在我们委托人引述的大标题下有一段带暗示性的叙述，我念道：昨晚深夜或今日凌晨，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估计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独身，52岁，住在锡登罕路终之幽谷山庄，因习性孤僻而闻名，平时少言寡语，很少交际，近年已经退出建筑业，但屋后仍存有贮木场。昨晚12点左右，贮木场发生火灾，消防车不久就赶到。因为木柴干燥，火势很猛，无力扑救，直到堆积的木材燃尽才熄，到现在为止，起火原因似乎很偶然，但另外有现象显示或系严重犯罪。火灾现场没有看见主人，确实让人感到惊奇。经查实，才知户主已长久失踪，检查卧室，床上没有人睡过，保险柜门被打开，有若干重要文件散落于地上。最后发现室内曾有激烈格斗的迹象，并见有少量的血和一根橡木手杖，柄上沾有血迹。现在查明，那夜奥德克先生曾在卧室待客，手杖即来客所有。这个深夜来访者是年轻的律师约赫克托·麦克法伦，正是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427号的格雷姆——麦克沙法伦事务所的合伙人。警方确信已经找到说明犯罪动机的有力证据，总而言之，此事有着惊人发展，毋庸置疑。福尔摩斯把眼睛闭上，两手指尖相对，听了这篇令人吃惊的报道。
“这案子确实有几点值得注意，”他慢慢地说，“麦克法伦先生，我想先问一下，既然听起来有充足的证据来逮捕你，为什么你还是自由的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一同住在布莱克希斯多林顿寓所，但昨天晚上因为有事要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办一下，就在诺伍德的旅馆住下来了，从那里到他家把事办了。我是在火车上看到报上您刚听到的新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明白自己处境不妙，就赶来托您办理这件案子，我知道如果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或家中，准会被逮捕的。我怀疑在伦敦车上就有人跟踪我——哎呀！有什么人来了？”
这时门铃响了，立刻又从楼梯那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房门口。他的身后还站着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这位不幸的委托人站了起来，脸色有些苍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我们正式逮捕你。”
此时的麦克法伦做出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救。
福尔摩斯赶忙说：“等一等，雷斯垂德先生。再过半个小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位绅士正要给我们讲这桩十分有趣的事情经过。这也许能帮助我们把事情搞清楚。”
“我认为弄清它并不存在多少困难。”雷斯垂德很冷酷地说。
“不过假如你同意的话，我倒有兴趣听他讲一讲。”
“好吧，先生，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都十分困难，因为在过去你帮助我们一两次，就我们伦敦警察厅方面，还欠你一份人情呢。”雷斯垂德说，“我必须同嫌疑犯在一起，而且不得不警告他：他所说的将成为呈堂证供。”
“这可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请您一定要听我讲，并希望你相信我讲的绝对真实。”
雷斯垂德看了一下表。“我给你半小时。”他说道。
“我必须先说清，”麦克法伦说，“我对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名字我很熟悉，因为多年前，我父母就认识他，但他们后来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大约3点钟时，当他走进我城里的办公室时，我感到很惊奇。在他讲明来意后，我更觉得惊奇。他手中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页，那纸上写满了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他把它们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麦克法伦先生，我要你按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吧，我就坐在这儿。
“于是我便开始抄那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了留下一些财产之外，把别的所有财产全留给我的时候，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的惊讶。他是个如同小雪貂似的怪人，有着白白的眉毛。当我抬头看他时，发现他正用一双锐利的灰眼睛盯着我。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开心。就在我读到遗嘱中的条文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解释说，他是个独身者，毫无牵挂，年轻时，他和我父母是朋友，而且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把钱交给我很放心。在当时，我只能说一些感激之类的话。遗嘱写好之后，签了字，证人由我的书记担当。就是在这张蓝纸上写的。我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纸。奥德克先生接着告诉我，还有一些凭据——租约、房契、抵押契据、临时凭证等，应当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当这全部都办完他才放心，并且说，要我带上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安排一下所有的事。记住！孩子，在一切没完成之前，不要对你父母讲，咱们先不讲，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他坚持如此，还要我答应一定要做到。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不愿拒绝他的所有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打心眼里想完美地实现他的愿望。我决定打电报回家，说我手头上有重要的事情，不能确定多晚才回家。奥德克先生表示他希望我能在9点钟同他一起共进晚餐，因为9点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他住的地方很难找，我9点半才到他家。我发现他……”
听到这里，福尔摩斯赶紧问：“你且等一等！是什么人来为你开的门？”
“一个中年女人，我想他大概是女管家。”
“说出你名字的，大概就是她吧？”
“对。”麦克法伦说。
“请继续讲。”
麦克法伦用手拭拭额上的汗，继续讲道：“这女人把我领进一间起居室，里边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后来，奥德克先生领我到卧室里，在那儿摆着一个保险柜。她打开柜门，拿出一大摞文件。我们仔细看了一遍文件，在11点和12点之间才看完。他说不让我们打扰女管家。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我从窗口出去，那窗户一直是打开着的。”
“窗帘有没有放下来？”福尔摩斯问。
“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当时记得是放下一半。为了打开窗户，他拉上了窗帘。我找手杖，但没找到。他说：不要紧，孩子，我希望你常来，我会保管你的手杖，下次来取就可以。当我离开时，卧室的保险柜正开着。桌上还摆放着小包小包的字据。天色已晚，我无法回布莱克希斯，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过了一夜。其余我一概不知，今天看报，才知道这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疑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在他听完青年人诉说后，我见他有几次扬起了眉毛。
“我想在去布莱希斯之前基本已没有了。”
“你想说是在去诺伍德之前吧！”雷斯垂德说。
“是，我说的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微笑，有些莫测高深，依据经验，雷斯垂德知道他脑子像把锋利的剃刀，能切开任何他认为坚固不摧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看见他好奇地望着我的朋友。
“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过会我想同你讲几句话。好吧，麦克法伦先生，我的两个警员就在门口，外面有辆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站起来，眼中充满祈求地向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走出屋门。警察带他上了马车，雷斯垂德留了下来。福尔摩斯看着手中那几页草纸遗嘱，脸上露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这遗嘱很有特点，雷斯垂德，你说呢？”他把手中的草纸递出去。
“我能看出有些蹊跷，有几处印得不清。”他说。
福尔摩斯说：“你的看法是什么？”
雷斯垂德反问：“你如何解释？”
“这显然是在火车上写的。清楚的地方说明火车在站上，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进。最模糊的地方说明火车正在过岔道口。有经验的专家能立刻断定，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干线上写的。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才能接连不断地遇到岔道。如果他在旅途的全部时间都在写遗嘱的话，那肯定是一趟快车，在诺伍德和伦敦桥间只停了一次。”
雷斯垂德似乎很佩服地笑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对问题的分析，你实在比我强。”他说，“你说的这些与案子有多大关系？”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份遗嘱是约纳斯·奥德克在昨天的旅途中拟好的。一个人竟以如此不严谨的态度来写一份这么重要的文件。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这说明他根本不重视这份遗嘱，只有根本不想让自己所立遗嘱生效的人才能这么做。”
“这相当于在同时给自己下了一张死亡判决书。”雷斯垂德说道。
“哦，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