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象本文开始时已经指出的，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客观制约因素的影响，使所得税在我国无论是从发挥其经济调节作用方面还是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与流转税相比，国家对它的需要程度还只能是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或程度上。因此，在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上，我们既不能过于将理论理想化，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前面的有关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目前则最具可行性，以所得为主体只能作为一项远期目标，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诚然，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过去乃至现在，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这也是一个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流转税比重过大，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民收入中的相当部分未经过微观分配就径直流入宏观领域，从而减少了微观分配的国民收入流量，降低了微观分配的刺激功能。所以，今后的税制改革中，在保持流转税主体税种地位的同时，应适当缩小其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在逐步放大微观分配功能的基础上增强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功能。
十六、马克思主义国债理论研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债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1818—1883）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1820—1895），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适应无产阶级斗争需要，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最为完整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科学体系，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思格斯运用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债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国债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的经济巨著中，精辟地论述了国债的产生是同商品货币经济和国家的存在密切联系的，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国家职能扩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资本家的丰厚利润，争夺殖民地、独霸世界市场，不断进行战争，强化国家机器，财政收不抵支的差额越来越大，需要依靠举债来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正如恩格斯指出：“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发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公债。”
（二）国债与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是通过推行殖民制度，进行商业战争，发行国家公债和建立保护关税制度等途径集聚和集中来实现的。国债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对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促进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做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仗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
（三）国债与社会制度
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阶级内容，是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由于国债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融资工具，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府利用国债筹资必然体现着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公债购买的对象，通常都是银行、股份公司、保险公债、储蓄银行和资本家私人。资产阶级国家必然把巨额财政收入以公债付息形式装进垄断资产阶级的腰包，使他们拥有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负债状态。”“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
（四）国债与税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广大劳动者进行强制剥削，以维持政府机器存在的经济基础。税收与国债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国债与税收的这种相互交替关系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负债越高，劳动人民的负担也就越重。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债，实质上是捐税的预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
二、毛泽东的国债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的财政经济思想，诸如从经济到财政政策的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财政收入必须贯彻自力更生，财政支出励行节约原则；组织预算收支平衡，留有后备，以及财政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等一系列指示，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过去指导我国财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就是现在和将来也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大量论著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国债问题的专门论述，但是毛泽东关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的教导，为我国利用国债方式融资，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1945年，他再次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百孔千疮、百业萧条。政府处于百废俱兴的严峻局面。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资金短缺的穷国，家底薄。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如何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陈云根据毛泽东关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思想，在中央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中，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外援和运用国债手段融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了克服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就明确指出：“发行公债问题。中央一再考虑，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第二，调剂公债发行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1949年12月陈云又指出：“请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次公债。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期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从全体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在陈云的指导下，1950年新中国首次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稳定了物价，减轻了财政困难，保障了人民生活安定和工商业迅速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随后，1954—1958年，在国家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为了筹集“一五”时期的建设资金，我国政府又连续五年发行了中国经济建设公债。从1950—1958年，我国国内发行公债收入总额为38.47亿元，同一时期国家向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国外借款收入总额51.6亿元。国家通过公债融资有力地支持了“一五”时期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体系建设，为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邓小平的国债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浩如烟海的著述中，精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实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并对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作过纲领性的一般概括，提出了基本要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特征、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类重大的理论问题，并设有为我们留下现存的答案，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以后的实践中结合具体情况去解决。
邓小平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形势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卓越才能，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结论，全面系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