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人
1979年冬，周曦三十岁，在上海师大读物理系大二。他和共和国几乎同龄，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共和国的政治风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十七岁，“文革”开始，高中停课。十九岁，插队落户到上海郊区宝山刘行，种植水稻和棉花。二十三岁，上海紧缺中学老师，于是招了一批“还没完全忘记功课”的“老三届”高中生突击培训。于是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沙径中学教化学，在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情绪中，他的学生得过且过，没有几个对学习有热情。二十九岁，中国恢复高考，像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进了考场。他的考分很高，本可以依志愿进复旦交大，谁料当年的上海高考负责人却是上海师大的负责人，做了小手脚把几个考分最好的学生转到了师大。这样荒诞不公的故事在荒诞不公的大环境下倒显得稀松平常：有书读已经不错，就不要挑三拣四啦！于是周曦抖擞精神到华师大物理系读书，不敢有半点埋怨。
也是在那几年，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恢复了停滞三十年的民用邮政，周曦家里开始收到普林斯顿研究生校友会寄给他父亲周同庆的邮件。1979年的冬天，老父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无法回信。在母亲的鼓励下，周曦斟酌再三，凭着听广播学会的英语向研究生校友会写了一封信：我很想去普林斯顿继续学业，希望得到帮助。渺无音讯的好几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招生办公室的回信，“研究生校友会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你应该向招生办公室申请，需要递交一篇自我陈述，两封推荐信，全部过往成绩单。还需要通过托福考试，或者由两位英语老师出具证明……”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幸而有一位曾经久居美国的老邻居耐心解释，并为他翻译了大部分材料。1980年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祝贺他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顿物理系大二，给予全额奖学金。那个年代办理护照签证的程序异常烦琐漫长，于是他告知招办也许要在开学之后的好几周才能来学校报到。事后他得知，当时的招办差点发出了一封信：“如果你在开学两周之内不能报到，我们将很遗憾地不能接受你的注册。”多亏当时主管国际学生的伊萨维女士（Janina Issawi）向招办主任求情：“这个人，无论迟到多少周都要让他注册。如果他今年不来，也许他永远都出不了中国。”她的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想出国”这个意愿本身，都可能被当作政治问题记入档案，影响终身。
1980年10月，周曦取道香港来到普林斯顿。当他为香港的发达程度惊叹不已时，接待他的香港亲戚却摆摆手：“如果美国是一百分，那香港才三十分。”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十二年，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二年，而他却是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
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然后说，最初的几个月他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平时交往的大多是本系的同学，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他说，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当然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在普林斯顿的三年，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乡愁的，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就读。
父亲周同庆的人生经历，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境遇。这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儿子，凭着勤奋好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毕业后又得到了那一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唯一名额，进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庆从普林斯顿物理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光学。回国后，时年不满二十七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被戏称为“宝宝教授”，之后他又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1940年，在物资匮乏空袭不断的重庆，他和助手们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回声探测仪，为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方俊鑫、华中一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原属交通大学的许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复旦，周同庆被聘为复旦大学光学教研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国产X射线管。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出访印度，回国后才发现“反右”开始，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经被分配去养猪，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基本停滞。20世纪60年代初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周同庆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开始带研究生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文革”中，一些复旦老教授被纳入了“理科大批判组”，批判对象之一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周同庆却敢于反问：“批判相对论你们有实验根据吗？没有的话，我批不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提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严重的后果，然而，他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科学。
这里暂且不去叹惋政治运动对那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生命造成的损害，我想先讲一讲周同庆所受益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这个奖学金的设置是近代中国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影响深远的事件。2009年夏天，普林斯顿概率论教授辛勒（Erhan Cinlar）曾在我面前深情地回忆起他刚过世的好朋友，著名概率学家钟开莱。辛勒说他第一次注意到钟开莱就是因为他简历上写着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期间获得的奖学金叫义和团赔款奖学金。他们头一回见面，辛勒迫不及待地好好嘲笑了一番钟开莱的奖学金，“打拳的人为什么会造反呢？造反了又怎么会赔钱呢？赔钱了又怎么会变成奖学金呢？”如果没有亲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唐：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出兵，贫弱的中国在被动挨打之后，还不得不向诸列强支付庚子赔款。1909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方面决定减免部分赔款，改用于赞助培养赴美留学生，并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学堂。1925年学堂始设大学部，即清华大学，而周同庆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促成清华大学的创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还培育了一批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从1909年到1911年，中国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了三批享受庚款奖学金出国的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清华大学日后的校长梅贻琦。这三批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也包括了历史上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学子：日后的外交官邝煦堃和陆军少将王赓。
事实上，1909年后凭庚款赴美的留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官派留学生了。早在1872年，在容闳、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下，晚清政府一共派出过前后一百二十名十岁上下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一代名臣曾国藩平生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些幼童还未启程，曾国藩便逝世了。可是，这场大胆社会实验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天真年幼的孩童很快适应了西方生活，接受了启蒙主义的观念，推崇自由民主，渐渐对封建礼教产生了抗拒之心，这一切都被常驻美国的晚清官员反馈回北京，被保守官僚谴责为大逆不道，最终导致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在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就中途夭折。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全部提前召回，其中只有极少数完成了学业。这第一代留学生在美国大多学习工程、矿业，回国后却被安排在各类衙门做初级官员，没有得到重视和珍惜。这一批人中除了詹天佑最终为中国铁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大部分人度过了碌碌无为、郁郁寡欢的一生，其中更有许多人被直接派到了甲午海战的战场，还没有施展一丝一毫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就为国捐躯了。
而1909年后，凭庚子赔款奖学金出国的留学生，日后的命运要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幸运一些。一则庚子赔款虽为公费，但是政府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力已经减弱，不能再对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做硬性规定；二则中华民国的风气更加开放，接受了许多西方的观点和制度，留学生回国后更受重视，在各领域都出了成功的典型。于是，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民国中央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省级政府、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不敢怠慢。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
二、第一个国际学生中心
1911年，一名年轻的军官张世膺被袁世凯暗杀，为了表彰他的事迹，他十八岁的外甥陈和铣被列为江西省首批公派留学生。1912年冬天，陈和铣自东北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俄国和德国，最后抵达法国巴黎，和他同车厢的旅伴是陈寅恪。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回国后陈和铣出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教育厅厅长，随后他淡出国民政府，来到上海专心办教育。历史悠久的上海世界小学就是他和李石曾等人于1936年创办的。在上海，他和妻儿住在梧桐树林立的思南公馆，二小姐陈国瑞1930年出生，在专门招收上流社会淑女的中西女中读书，放学回家得闲，便由母亲领着读古诗，由家教领着学法文。
2012年秋，我来到二小姐陈国瑞的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是看起来顶多五六十岁，容貌年轻、身板硬朗、谈吐优雅、思维敏捷。拜访她那天是我头一回知道她娘家姓陈，学校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认识她，都叫她宝拉·邹（Paula Chow）。宝拉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文，以至于最初的几年我都以为她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于是，那天，当平日一副国际派头的宝拉坐在沙发对面，再次变回住思南公馆、念中西女中的陈家二小姐，当她脱口讲出一串解放前老上海的路名，当她翻开老照片给我看她的全家福，看到她英俊漂亮的父母还有那个顶优雅不过的她自己，我霎时想起陈丹燕那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陈丹燕赞叹不已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黛茜”也许正如少女时代的宝拉。可是，宝拉所经历的中西女中，与陈丹燕所勾勒的那个专门弹钢琴、学家政、满足现代人对民国名媛幻想的贵族学校并不相同。宝拉说自己在中西从未上过一节家政课、钢琴课，倒是记得学校功课紧，古文、英语、数理化，样样要求严格。
如果不是多舛的中国近代史，二小姐陈国瑞本就是这样一个安安稳稳的大家闺秀。1943年日军占领中西女中，她随同学转学到震旦女中，并在那里毕业。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家决定分批移居美国。当时在上海有一个热心的毛神父从美国的女子大学中找来了一百多个奖学金名额给中国的女学生，宝拉拿着奖学金去了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大学艾奇伍德学院读本科。两年后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升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为“社会服务管理”。在一场朋友的订婚派对上，她认识了从广东来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邹至庄。几年后，两人结婚，陈国瑞随夫姓成了宝拉·邹。
博士毕业后，邹至庄拿着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推荐信到麻省理工大学做助理教授，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而宝拉则利用专业特长在波士顿做社工，救助孤儿和边缘少年。20世纪60年代起，邹至庄常年担任台湾当局经济顾问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的福特基金资助的经济学研究生班，并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子送往欧美顶尖学校深造。如今，他发明的“邹检验”已经成为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入门课的必学内容；而每年人民大学“福特班”的考卷也由他出题，被学生们戏称为“邹检验”。1970年，在经过了麻省理工、康奈尔大学、IBM等处的教职工作后，邹至庄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邹至庄、宝拉和三个孩子来到了这座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