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手机市场大约有1900亿美元，年销量约12亿部，主要的市场被几家根深叶茂的“贵族”瓜分。根据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报告显示，诺基亚以39.4%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三星以17.3%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同期相比上涨2.6%；索尼爱立信以8.6%的占有率位居第三，同期相比下降0.3%；第四位是摩托罗拉，市场占有率为8.5%，同期相比下降12.8%；LG以7.7％的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五，同期亦有所上涨。其他成千上万家厂商瓜分了剩余的近20%的市场。
2007年，全球最畅销的10款手机中诺基亚占据7席，索尼爱立信占据其余三席，位于第十的机型年销量超过150万部，最畅销的则达到600万部。此前，摩托罗拉的超薄手机更是创下了单款销售500万部的纪录。
手机市场的容量超过了个人计算机，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国内很多较大型的厂商早在1999年就尝试进入手机行业，此后几年虽然也取得过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2007年，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几乎全部出现亏损，其中波导亏损5亿多元，夏新更是亏损8.44亿元，有些企业甚至退出了市场。
而山寨手机交出的成绩单却十分了得。虽然生产厂商难以计数，但出货量很容易统计，因为它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芯——核心芯片都来自联发科，同时山寨手机几乎是联发科芯片的唯一用户。这种小细节本身就是很蹊跷的事情，若联发科的芯片缺乏竞争力，山寨手机用它为什么会火？若联发科芯片很有竞争力，为什么国内的、国际的品牌手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用它的芯片？不用诺基亚的芯片是因为人家可能不卖给你，而联发科和各手机厂商之间完全是生意关系，在自发形成的市场中形成了用联发科和不用联发科两个群体，这在其他行业未曾有过。
山寨之火可以燎原
山寨之火点燃的是草根意识。很多之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壁垒一下子受到了挑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秩序是靠着既定的习惯不知不觉地维持着的。在山寨手机之前，人们从来不认为个体户小公司也可以做这种产品。人们认为，看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寄希望于央视，要么不看；人们认为精英就是精英，草根就是草根，庙堂是庙堂，江湖是江湖。有时候现实发生很久，人们才承认它是现实，因为我们的大脑结构是在变化非常缓慢的原始环境中进化的，适应现代社会如此飞速的变化的确勉为其难。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变化经常熟视无睹。
手机是个人随身携带、把玩的东西，如果世界商品的影响力能够量化，手机行业每年创造的价值恐怕不止1900亿美元，就像好莱坞在世界的影响力要比它创造的产值大得多一样。以2007年生产出的1.5亿部山寨手机估算，整个产值也就在1000多亿元左右，这还比不上联想公司当年的销售额。但它的影响力巨大，山寨手机的成功消除了原来人们头脑中的藩篱，开始去尝试原本想都不去想的事情，就像奥巴马那句响亮的竞选口号：“Yes，We can！”
继山寨手机成功夺取了一座山头之后，其他行业竞相仿效，山寨产业如星火燎原之势迅速铺开，山寨平板电视、山寨相机等也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山寨也已经跨越了纯经济范畴，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搜索引擎、山寨百家讲坛等一一出笼。总之，凡是比较火的，“我也可以做的”东西都被非正统的人山寨一把，人们不再囿于成见，草根们开始广泛地尝试让自己感觉到比较“爽”的事情。
据称南京文安街曾出现过山寨一条街，曲同氏、必胜糊、李明、巴克星、哈根波斯、3个门洞的麦当劳等店铺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遗憾的是，这条具有娱乐特色、比较“雷”人的街不久就被取缔了。以前，你看到一本书写着金庸新著，直觉上会理解成是金庸的新书，而实际上是金庸新这个人的作品。有一次我就买过一瓶冰红茶，一喝不对味，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不是康师傅，而是康帅傅。
山寨生存之道
显然，包括山寨商品、山寨版明星在内的山寨系列产品确实走的是模仿的路子，山寨手机里面也有基诺亚等模仿名牌名字的产品、模仿名牌形状和功能的高仿机。但我觉得不能把绝大部分山寨手机看成是骗人的，因为人家没有假装是诺基亚卖同样的价格，买者知道是高仿机，只花正品价格几分之一的钱。
由于山寨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山寨，分析山寨，炒作山寨。几乎所有媒体都发表评论员文章，探讨山寨现象。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也搜罗了不少有关山寨的评论，评论大多以批评为主，这里引用两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时代周报》记者米兰采访了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下面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
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词语，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进行了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
负责手机检测的官方机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做客新浪访谈时强调：
我们认为山寨手机如果这么持续地发展下去，会导致我们正规的企业没有办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会导致正规企业的破产，最后会导致技术的衰退和产品的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深度报道里面谈到，说“山寨手机现象”既然存在，那么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癌症病毒是一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来讲，它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合理。
《通信世界》在《国产手机5大怪象》的报道中梳理：
目前国内手机厂商已经进入基带、射频、多媒体环节，但是在内存储芯片、模拟技术领域尚难涉足。显示屏方面还停留于购买国外技术专利授权阶段，其产品基本以组装形式推出。结构件主要是对按键、外壳等手机部件的统称，从近期诺基亚方面宣布的对软质、透明的纳米手机材料研发进展来看，国内厂商在这方面依然有“代差”。软件方面，核心的协议栈上，目前在GSM领域，只有中兴一家实现了自主掌握。
模仿是山寨最初的生存之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广义来说，如果我们不模仿，那现在可能还停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绝大多数的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后发企业必然模仿先行者，举世皆然。模仿、抄袭乃至盗版、侵权是一个度的问题，只要不超过这个度，也是可行的。
媒体对山寨手机、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评论大体上分成两派，反对派的主要论据就是模仿、侵权等。人类历史其实是发明加仿效的历史。
不能简单地认为模仿就是没有骨气的“孬种”。大家乘坐的飞机、汽车等无一不是模仿的产物，飞机的发明人是莱特兄弟，汽车的发明人是卡尔·本茨，灯泡的发明人是爱迪生，现代力学的奠基者首推牛顿。写本书尽管我没有简单地采取复制加粘贴的方式，也搜罗了不少别人的东西和想法，在行文方式上可能也不知不觉地模仿了某些人。当然，模仿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度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定的，而是由被模仿的当事人和法律界定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件不少，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区成立、邓小平南方讲话、香港回归等。在中国，几乎所有大事件通常都跟官方相关联。而这次完全不同，仅仅是一部小小的手机，它只是一阵风还是预示着什么呢？
